“中國哲學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對它進行反思的時候了。”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郭齊勇在采訪中這樣說道。
帶著這份反思，郭齊勇帶領寫作團隊歷經十余年寫成《中國哲學通史》十卷本，又經過數年的編校，近期由江蘇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
這部“目前最完備、最系統、最翔實的一部中國哲學通史”，讓我們再次討論“中國有無哲學”，再次領悟中國哲學精神之所在。
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中華孔子學會原副會長、山東嘉祥曾子研究院名譽院長
01 中國哲學，不停留于“概念王國”
上觀新聞：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傳統的學術架構也在與西方近現代學術的相遇中，遭遇外界與自我的雙重審視和反思。“中國有沒有哲學？”正是這一背景下出現的討論之一。您主編的《中國哲學通史》十卷本，是否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郭齊勇：中外有的專家學者不肯承認“中國哲學”或“中國有哲學”，認為中國頂多只有“思想”。這當然涉及“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的問題。我們不僅肯定“中國哲學”或“中國有哲學”，還特別肯定“中國哲學”有其特性與優長。我們還強調“中國哲學”學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
那些認為中國哲學依傍、移植、臨摹西方哲學或西方哲學某家某派的理論與方法，那些對中國哲學的史料任意地“梳妝打扮”“削足適履”的狀況，已經成為過去了。
也正是這樣，我們才能完成從先秦至現代相對完備的中國哲學通史。在這套書出版之前，我國學界尚沒有全面系統的中國哲學通史。侯外廬先生主編的是《中國思想史》而不是哲學史，沒有續完；任繼愈先生主編的《中國哲學發展史》因種種原因也沒有續完。本套書是從先秦至現代相對完備的中國哲學通史，在可見的未來一段時間內，可能難以有同類的新成果可以取代。
上觀新聞：中國哲學有別于西方哲學的主要特色是什么？
郭齊勇：在回答中西方哲學比較方面的問題時，我們先確定一下，是談古今之異呢，還是談中西之別呢？有時我們容易混淆時空，例如把近現代哲學與古代哲學的差異等同于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差異。在我看來，植根于希臘哲學的西方哲學重實體，重知識、理智與邏輯；植根于先秦哲學的中國哲學則重關系，重社會與人生、生命與德行。當然，也不能籠統地這樣講，都有不同或相反的例證。
相對而言，中國哲學的特色，如把宇宙看成是連續性的，把無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互相交融的連續整體，這與西方哲學把世界看成人神兩橛對立的二元世界，是不同的。在西方，一元外在超越的上帝、純粹精神是宇宙的創造者。人與神，心與物，此岸與彼岸，致思界與存在界，身體與心靈，價值與事實，理性與情感，乃至如不動的創造者與被它創造的生動活潑的世界，統統被打成兩橛。
又如，相對于西方人用理性思辨的方式來考察、探究形而上學的對象，中國人重視的則是對存在的體驗，是生命的意義與人生的價值，著力于理想境界的追求與實踐工夫的達成。中國哲學的實踐性很強，不停留于“概念王國”。這不是說中國哲學沒有“概念”“邏輯”“理性”，恰恰相反，中國哲學有自身的系統，中國哲學的“道”“仁”等一系列的概念、范疇，需要在實踐中才更能讓人理解。中國哲學有關“天道”“地道”“人道”的秩序中，含有自身內在的邏輯、理性，乃至道德的、美學的、生態學的含義。
上觀新聞：同樣，中國哲學也為世界哲學提供了新的內容與資源。
郭齊勇：哲學的不同，源自看待世界方式的不同。中國哲學的基本關懷與問題，環繞著天道、地道與人道的關系而展開，或抽繹為道，展開而為道與人、道與物、道與言等。宋代以后，道的問題轉化為理或心的問題。
我曾把中國哲學的特質概括為：存有連續與生機自然、整體和諧與天人合一、自強不息與創造革新、德行修養與內在超越、秩序建構與正義訴求、具體理性與象數思維、知行合一與簡易精神。這些是中國哲學精神之所在。
02 哲學的發展，呼應時代的精神
上觀新聞：《中國哲學通史》十卷本涉及很多朝代。每個時代的哲學都會呼應不同的時代精神，并擁有不同的時代任務。但每個朝代的哲學也有貫穿承續之處，仿佛隱約存在著某種整體性。您怎么看待哲學的時代關切與普遍意義之間的關系？
郭齊勇：不同歷史時期、階段的哲學有自己時代的烙印，即對自己時代精神的呼應，以及為解決此時代問題而取得的哲學成果。另一方面，人類的、各族群的哲學思考，又總是圍繞人與自然、社會與人生的基本關系而展開的，因而有其普遍的問題，例如中國哲學“天人之際、性命之源”的問題。
在漢代至唐代，“天人性命”之學得以深化和擴大，是因為在儒釋道三教碰撞、融合的過程中，在超越的終極歸宿與俗世生活的張力下，安身立命的問題更為凸顯。各式各樣的人身、人心、人性與修養問題的討論頗為熱烈，尤以中國化的佛教和中國本土的道教為盛。魏晉玄學中的有無、本末、體用、一多、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乃至道教、佛教的討論，千差萬別，形貌各異，但背后都是人如何超越現世而又不脫離現世的問題。普遍性問題在各時代展現為不同的關切，然而不同的哲學形貌背后都有普遍性問題。
上觀新聞：因此，哲學與世界的關系也不斷在發生變化，您如何理解哲學與當今世界的關系？
郭齊勇：中學西傳，西學東漸，歷史上中西哲學互動、互鑒、相互發明，這些過程相當有意思。哲學觀念通過人而改變世界。例如，近現代西方特別重視主體性的觀念，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強調人對自然的索取與改造。這種觀念與行為也影響了東方。在發展、開拓成為世界的主題之后，人的困境出現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成了主調、主潮，人們調整了對世界的看法。在一定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有什么樣的人與世界的關系，就有什么樣的哲學觀念，反之亦然。今天，需要不斷調整我們的哲學觀念，以適應今天的自然、社會、人生的可持續發展。
03 寫出名副其實的“中國哲學”
上觀新聞：《中國哲學通史》十卷本共十卷，是一個大工程，您最初如何決定接下這個大工程，在具體操作的過程中，遇到了不少困難和挑戰吧？
郭齊勇：200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前總編府建明編審，當時是總編助理，來武漢大學找我商量這件事，我當時有顧慮，因為師友們都很忙，我手頭上也有自己的事。
我分別與師友們聊天、摸底，幾位志同道合的編寫者走到一起，相互切磋，2007年至2008年開了兩次編寫會議，會下也有交流，慢慢才形成了這十卷書。我們充分發揮每一卷作者的主動性。在具體操作中，主要的困難是作者們都忙，但我有耐心，不著急，偶爾發郵件催催大家快動筆呀，快寫呀，問問您還差多少呀。總的說來，還算平穩，但因為工作量確實很大，一晃就是十多年。
上觀新聞：業界一致認為，《中國哲學通史》十卷本團結了全國最好的哲學學者。
郭齊勇：我們各位作者都不敢說自己是最好的哲學學者，但可以承認自己是認真的、有責任心的哲學與哲學史工作者。我約請的，是我信得過的朋友和學生，是在某斷代哲學史或某專門學問的研究上，有優勢及前期成果的學者。我們都比較熟悉，彼此直來直去，溝通起來也方便。因為各位作者都有個案研究基礎，在此基礎上對本卷哲學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作了深入的評析和闡釋。
我們特別注重第一手史料的爬梳，包含對新出土的簡帛資料及其研究成果的重視。此外，對中國哲學史上每一斷代重要的思潮、流派、人物、著作在發展過程中與社會歷史文化密切的關聯有深度理解，并通過提煉的功夫，把關注度聚焦于哲學問題、命題與范疇。
上觀新聞：《中國哲學通史》很有特點的兩卷是“少數民族哲學卷”和“古代科學哲學卷”，這兩卷的內容在之前的大部分哲學著作中并沒有過多提及，您為何專門增加了這兩方面的內容？它們對中國哲學的發展來說，意味著什么？
郭齊勇：這的確是我個人的設計。我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好多年前就思考過，我們現行《中國哲學史》的短板、缺陷，一是“中國”的“哲學史”理應包括“多民族”哲學思維的發展史，二是中國古代科技史中也有很多寶貴的哲學升華的內涵，也應在大哲學史中有所體現與涵括。這在我過去編寫的小型的《中國哲學史》中不容易安排，這次是編纂大型學術版的哲學史，不想留下遺憾，想寫出名副其實的“中國哲學”。
少數民族哲學、古代科技中的哲學，本來就是中國哲學史的題中應有之義。我相信，今后的中國哲學史研究，一定不會再有這兩方面的缺憾。
上觀新聞：《中國哲學通史》在一定程度上引領了學術潮流，但它的學術性較強，這樣的“大部頭”適合普通讀者閱讀嗎？
郭齊勇：我個人與我們團隊的各位都沒有“引領”學術潮流的野心，也不可能“引領”。我們潛心做學問，探討的是中國傳統哲學史的發生、發展過程，主要圍繞經典、理論、人物、歷史、方法學等展開。讀者可以先讀一般小型的《中國哲學史》教科書等，行有余力，再讀這一套大書。
04 既在大雅之堂，又在生活之間
上觀新聞：多年的哲學研究生涯對您的生活及價值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郭齊勇：哲學說到底是“愛智慧”之學，即追求、探索智慧的學問，這也包括對生命智慧的探求。哲學可以指導生活，幫助我們把握正確的價值觀。中國哲學家如王陽明等，特重“知行合一”，因此哲學不脫離我們的生命與生活，可以提升我們的境界。
上觀新聞：在國內學術界關于如何做哲學，一直存在著“接著說”與“照著說”、“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之間的爭論，把“哲學等同于哲學史”“哲學研究等同于哲學史研究”這樣的觀點依然在學界廣泛流行。您認為，應當如何改變這樣的現狀？
郭齊勇：其實，“接著講”與“照著講”也不容易，就像當學徒一樣，先向師傅請教、學樣、模仿，然后才能慢慢地“自己講”“講自己”，而這也不是“自說自話”，還是要有所依憑或根據。“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也很復雜，不同階段或不同資質的人，有不同的學問修養的方式。對于我們一般人來說，還是要以“注六經”的方式，皓首窮經，努力、勤奮地學習、積累，之后會有所得、有所見，創造革新。像王陽明那樣天分極高的人，或積累了豐富經驗的人，才有可能把“六經”作為自己的注腳，創造出新的東西。
至于“哲學”與“哲學史”的關系，相當復雜。黑格爾講的“哲學就是哲學史”，在他的系統中是有正面意義的，他強調哲學史就是哲學，肯定哲學與哲學史的一致。我們今天研究哲學與哲學史的學者，研究中哲史與西哲史的學者都是分開的，分工固然重要，但還是要講貫通，強調兼濟、互動，這可以改善視域，把問題研究得更加深入。學貴貫通。當然，打下堅實的基礎之后，自然會貫通起來。
上觀新聞：在您看來，哲學在當今社會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郭齊勇：哲學仍然是“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學，即是說，哲學既在大雅之堂上，又在百姓的日用常行之間。有哲學家的哲學，也有老百姓的哲學，兩者也不是決然對立的。哲學離不開生活，生活中需要哲學。我們既要防止哲學的庸俗化，又不能杜絕哲學的通俗化。哲學是潤滑劑，可以滋潤我們的社會生活，例如面對一些社會矛盾，勞資、民官、上下級、各地方與單位之間的矛盾，如果當事人有一點哲學修養，協調起來就容易一些。哲學是清潔劑，可以洗刷一些負面的東西，使人神清氣爽、氣定神閑，更聰明，更有智慧。
我們希望國民的哲學素養有所提升，當然首先還需要打破人們對“哲學”的教條式的理解，打破一些框框。法國中學生的教材中就有法國哲學家的經典作品，我們的中學生的教材則干癟得很，很少有中外古今哲學原著原文，把大人嚼過的食品去喂養中學生，低估了中學生的理解能力。
我們的初衷是承前啟后，能代表現時代中國哲學史的最高研究水平。這個目標未必能夠達到，若本套哲學通史對深入發掘、探討中國哲學的工作能有一定的推進，則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