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儒家思想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稱作“教化的哲學”。儒家教化思想首先體現在通過“神道設教”使其教化具有普泛的社會意義，從而對社會生活起到精神引領作用；其次通過經典傳習，建立起民間學術與官方學術的內在統一精神；再次，通過各種社會生活形式對個人進行人格熏陶。但由于近代以后受西方教育理念和學術體制的影響，儒家的教育思想被割裂。要重建儒家教育思想需要建立體制保障，重建書院體制保證經典傳習，對傳統禮儀禮俗系統返本開新，以契合今天的世道人心。
01
我們現在習慣于把儒學稱作哲學，不過，儒學的核心在教化，可以稱其為一種“教化的哲學”。所謂教化，是說它注重人的精神的轉變，通過這種精神生活的轉變，來達成人的存在的完成，實現人的生命智慧，知識并非其首要的問題。
儒家教育的觀念，強調以德為本，也就是以德教為中心，去實現人的生命智慧。《左傳》講“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孔子講“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這里所談及的立功、立言、藝，雖與知識技藝有關，卻都要以成德為根本。立功、立言如果沒有“立德”作為基礎，不可能做出真正的、大的成就。《大學》《荀子》講“學有所止”，止于“圣”“王”，止于“至善”。這是根本。
我們現在的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是從西方借鑒來的一套東西，注重的是知識技能的傳授。大學的職能，就是生產知識、傳授知識，立足點是知識技能的培養。當然，我們近年也開始提倡素質教育。但現在很多所謂素質教育，就是給孩子們上點音樂課、學學鋼琴、學學書法、繪畫，其著眼點，還是要培養孩子多擁有一點技能，以便以后能夠在社會上立足。西方教育除了知識技能的培養以外，還有宗教，宗教就關乎到每一個體的人格成就、人文素質的培養。這兩個方面應該是統一的。我們的教育，只學到了西方教育的一個方面，這是不完整的。
西方中世紀政教不分，現代社會政教分離，宗教回歸社會，承擔起社會教化的職能，成為一種社會和個人精神生活上的事務。歷史上的儒學有宗教的功能，但卻并非體制化的宗教。因此，現代社會政教的分離和長期的反傳統思潮，使儒學在社會生活中失去了它的寄身之所。這樣，我們現代從西方只搬來一套知識技能方面的教育，但是與社會生活脫離了關系，在人文教育和人格的養成方面有所缺失。
02
傳統儒學的教育，包括知識技藝和人文教化兩個方面，尤其注重人的德性和人文素質培養，它的核心在教化。在傳統社會中，儒學與社會生活和世道人心有著密切的關聯，發揮著一種普遍的教化作用。其教化的理念，構成了中國社會的超越性的價值基礎。
首先，儒家注重禮樂教化，并采取神道設教的方式，使其教化具有普遍的社會意義。一般來講，體制化的宗教總會有一套包括教堂、寺院、宮觀、神職人員、儀式儀軌系統等制度性的建構。中國儒家的教化，卻是通過對社會所本有的禮樂系統的理性的詮釋和重構，引領社會生活。
孔子之前，周代已經形成了一套文理隆盛的禮樂文明。《禮記·禮器》講“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儀禮》十七篇所載禮儀系統，包括冠昏、喪祭、鄉射、朝聘八個方面。”它涉及當時家庭、家族、社會生活、宗教生活、政治生活，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禮樂所表現的，是一種社會生活的樣式。但它不是一種抽象的形式，其中包涵有文化的信念和文化的觀念。同時，它作為一種儀式系統，又直接關系到民眾的生活和行為，對個體和社會起到一種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
儒家的高明之處在于，它對社會既有的宗教信仰和神靈系統不排斥、不否定，而是對傳統社會的禮樂文明或生活樣式進行重建，并提出自己的人文解釋，而非另起爐灶，建立一套自己的儀軌系統。這樣，儒家的教化，便能夠切合并對社會生活起到一種精神引領作用，具有一種最普泛的社會意義。這就是儒家所謂的“神道設教”。
過去有人說孔子否定鬼神，是個無神論者，這個說法是不對的。商周時期的宗教觀念基本上是功利性的。《尚書》講“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誥》），又講“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這就是說，善的本原在上帝，人之行德，目的是為了獲得天的福佑。人由是而被理解為一種功利性的存在。
這一點，到孔子、孟子的時候就發生了變化。孔子講仁不遠人，欲仁仁至，為仁由己，而非由人。孟子更提出性善論，認為善是人的本性，仁義禮智在人的內心具有先天根據，把禮義教化建立在人心、人性的基礎上。這為中國文化確立了一個新的精神方向。
儒家的教化，不否定社會生活本有的神靈系統、宗教觀念和禮儀禮俗的系統，同時又對它做出一種人文和理性的解釋，并根據現實對它進行調整和新的建構。“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通過這種因任現實的禮樂及其意義系統的不斷重建，儒家思想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中，能始終保持與民眾社會生活的密切關聯，起到一種切合、提升并引領社會生活健康發展的普泛的社會教化作用，儒學亦由此保持了一種持續的文化生命的活力。
其次，儒家特別注重經典的傳習，這種經典傳習的傳統，體現了一種民間學術和官方學術內在統一的精神。在先秦，孔子開創私人講學傳統，它的影響主要在民間。漢代儒術獨尊，儒家思想成為官方學術，但它的根基還是在民間。宋代書院非常興盛。書院有官方的，也有民間的。宋明時期的大儒基本上都在民間講學，像張載、朱熹、王陽明，這些人都在民間講學。這表明官方學術與民間學術的精神是一貫的。
傳統的民間學術切合人倫日用和百姓生活，其精神可以用兩個字來概括：自由。就是自由地講學，自由地討論，在價值觀上自由地選擇，并非對人的外在強加。中國傳統社會曾經也是政教不分的。士人為官，要為政一方，教化一方，這是當時知識分子（士）所自覺擔當的責任。如朱子知南康軍時，恢復白鹿洞書院，作《白鹿洞書院揭示》，親自為書院設定學規，就表現了這一點。傳統知識分子、士人本身就有這樣一種擔當道義、教化民眾的責任和自覺。
古來各種書院、精舍、州縣學府、私塾等，都是這種經典傳習的場所，一直都承襲著這一經典傳習的傳統。現代社會以來，經典逐漸成為只是部分專家學者的研究對象。其實，這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經典當然需要有專業的研究者，但是經典的意義卻不僅僅在于被專業化地研究，其另一個意義在于教化，通過經典的教化作用培養理想的人格。
閱讀經典不應該僅僅為了學術研究，同時也應該是為了修養自己的身心，將學術研究和自己的身心修養結合起來。朱子講讀書法，強調熟讀精思，最終要達到“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若出于吾之心”。這樣讀書，才能將經典的義理落實到個體的身心上來，而不僅僅是停留在一種無關乎個體生命的外在知識。
世界上任何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經典，猶太民族有猶太民族的經典，歐美國家也有自己的經典，阿拉伯人有阿拉伯人的經典。經典都有其教化的意義。經典當然可以作為專業學者研究的對象，但是經典也是要經常誦讀和傳習的。經典是一個民族、文化教養的本原，通過經典的傳習，民族傳統的智慧乃能得以傳承，民族精神乃能得以保養。
儒家的經典，尤其重在教化。《禮記·經解》載孔子語云：“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可見，儒家六經，其根本的意義在于教化，通過教化來培養理想的人格，通過教化來淳化社會風氣。
另外，儒家和社會生活的息息相關，還表現在其它很多方面。比如說像文學藝術，傳統的文藝作品如小說、喜劇、說唱等，其內容大量的就是勸善。一些小說，像《三言二拍》，就是講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什么是這樣的？因為作者本身也是受傳統儒家的影響，包括三教合一的文化內容，都可以融合為一體，對社會個體的人格起到一種潛移默化的作用。文學作品、戲曲、小說，都是形象化的東西，直接感動人們的情感和精神生活，所以具有直接的教化作用。
傳統社會儒家的這種教化，非常有效，同時也具有普遍的意義。可以舉一個例子，我在河南農村長大，1978年上大學那一年，我爺爺去世。老人活到九十歲，清末時，他已經是二十多歲的大小伙子。老人不識字，但是經常給我們講一些故事，故事多是來自戲文和社會的見聞。有一個比較深的印象，就是他經常會講到這么一句話：“天理良心，這事咱可不能干。”人可以自己的“良心”去證顯“天理”，這個觀念，已經滲透在社會生活和民眾的骨子里面。
天理是超越層面的東西，良心則是扎根于心里面的東西，這兩個層面是貫通為一體的。一個不識字的農民，人生卻有非常強的原則性，對天理有內在的敬畏之心。什么事可以干，什么事不能干，內心里界限分明，絕不含糊。這不是別人給的，它是一個自覺自發的東西。可見儒家的這套傳統，它和民眾生活的聯系是非常密切的。
03
現代中國社會傳統價值理念發生了斷裂。就教育而言，我們照搬了一半西方的模式，把教育變成純粹的知識技能教育；另一方面，長期以來的反傳統思潮，政治和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儒學逐漸退居學院學術，成為一種單純知識理論性的東西，脫離了其自身與社會生活的聯系。這造成了現代中國教育人文教化方面的缺失。
其實，我們也特別注重道德教育和德性的培養，但是，我們的教育理念還需要進一步澄明。新中國成立以后的道德教育，基本上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教育。在革命和戰爭年代，意識形態可以起到一種凝聚人心和喚起民眾的作用，但是意識形態卻不能完全取代人文教育和人的素質的培養。
意識形態必須堅持，但不能拿它作道德教育的基礎。因為意識形態的核心是利益，教化的基礎卻必須是至善、是真理。真、善在本原上是統一的。如果僅靠強力推行意識形態，很容易造成人們嘴上說的、心里想的、現實中做的事互不搭界，甚至相反，造成文化人格的兩面性和多面性。這是引發現代社會誠信缺失的一個重要原因。而真誠、誠信正是道德的前提和基礎。
現代中國教育在人文教化方面的缺失，需要我們回歸傳統，并逐步尋找和建立起人文教養在體制上的保障。中國傳統在這方面有一套體制，現在這一體制已經不復存在。這套體制化的保障怎么去建立，它會是一種什么形式的東西？這一點大家現在心里都沒有底，但我們必須有這樣一種意識，有這樣一個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儒學的教化傳統上有一種體制的保證。一般來說，傳統的儒學是官方意識形態，有官方體制的保證；其實傳統的儒學也有一個民間的、自發的教化機制存在。儒學歷來有很好的民間講學傳統，比如傳統的書院、講會等等，他們自由講學，起到傳承學術、教化社會的作用。
這些書院、講會等，有些是獨立于官方的，屬于民間社會自組織、自教化的體制。有些書院和教學機構雖然為官員或官方所辦，但由于當時士人深具文化擔當的意識，也使它的教育與講學活動與世道人心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20世紀以來，儒學教化的體制保證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最終瓦解了。中國社會這種民間學術的傳統完全斷絕了。
馬一浮先生曾在20世紀30年代末，在四川創辦復性書院，復性書院依然是古代書院傳統的延續，繼承了傳統書院自由講學的精神，獨立于體制之外。但是復性書院沒有存在很長時間。新中國成立后，體制外的獨立的教育基本上就不存在了。
近年來各地開始興起讀經活動，各種書院、讀書會、學堂、私塾、義塾等，也在逐步復興。以前書院不只是做研究，經典的傳習，是要不斷地去誦讀，體會它的精神。過去的小孩從小背誦經典，起什么作用？小孩子背誦經典，會在他心里種下一顆種子，長大以后，在社會生活中面臨一些問題，會通過經典感悟到人生的道理，逐漸形成自己的價值觀念系統。
人的價值觀的形成絕對不能靠外力灌輸。是否可以把書院這一套系統再重建起來，承擔起當代文化傳承的任務？國子監原來是全國的最高學府。有一次，我參加國子監的一個活動，提了個建議：是否可以以國子監為龍頭，把各個州縣學府，各地的書院統一起來，構成一個學術的體制、體系；在體制內的中小學、大學知識技能的教育之外，讓這樣一套系統來承載社會性的德性教化和人文素質培育的職能。這當然是個設想，但并非沒有可能。
另外，社會生活中禮儀禮俗的重建，也是我們面臨的一項重要任務。每個時代的儒者都在不斷地進行著禮儀禮俗系統的重建。就像朱子，他不僅研究學術，建構思想，所著《家禮》，做的就是禮儀系統重建的工作。
禮儀系統起什么作用？禮樂是社會生活的樣式，體現著一種價值的理念和文化的精神，能夠直接關涉引導人的行為，對社會具有直接的教化作用。比如日常生活中的婚喪嫁娶等一套禮儀，就不單單是一種形式，其中包涵著文化的信息，承載教化的理念。
這一代代相傳的禮樂傳統，在我們現代的生活中丟失了。比如現在的婚禮，雜七雜八，什么樣的形式都有，有些是西方的一套，失去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因而也失去了它與社會和民眾的精神生活的關聯性。其它如喪祭禮儀，在民間正逐漸恢復，但是也比較混亂，大家對它的意義也不甚清楚。
對禮儀禮俗這套社會生活的樣式進行一番返本開新的重建工作，使它真正能夠切合世道人心，這也應是我們建立當代中國人文教化體制性保障的一個重要方面。
總而言之，儒家的教育，首先注重在教化和德性的養成，知識技藝的培養乃以此為基礎。把儒家這種教育精神恢復起來，并建構起一套社會人文教養的體制化保障，這對于治當前中國社會教育之弊，有很重要的意義。
作者簡介丨李景林，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