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今天思考傳統文化及其現代發展，無疑需要關注以上兩個方面。從邏輯上看，創新和傳承總是相互關聯：任何文化創新都不能從無開始，而需要以既成學術文化發展的成果作為其出發點。在此意義上，文化創新與以往的學術發展之間，具有內在的聯系。同時，文化創新又不同于重復，它應當增加或者提供以往的學術研究所沒有的東西。就此而言，創新研究又需要超越以往的研究。一方面，文化創新以過去積累的研究成果為出發點，并傳承以往的文化發展，另一方面，它總是通過提供新的、具有積累意義的成果而超越以往的研究，并由此成為未來研究的一個新起點，這是文化創新研究的二重品格。就此而言，文化創新的意義就在于承先而啟后。
一
儒學作為主流的傳統文化，其創新發展離不開歷史層面的積累，需要總結以往的文化成果，在此基礎上還要處理好三方面的關系：
關注儒學自身的多樣特點。從形成之時起，儒學便包含多方面的思想和觀念，在后來的發展過程中，又進一步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趨向。儒學的特點之一是“派中有派”，先秦時期有孟荀的區分，從荀子到唐代柳宗元、劉禹錫，再到宋代的張載、明代的王夫之，構成了儒學注重外王、事功的路向；從孟子到唐代的韓愈、李翺，再到宋明的“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則構成了注重內圣、心性的進路。從儒學的歷史衍化看，心性的路向成為儒學的主流，但就今天的發展而言，則不能僅僅偏于一端，而需要關注儒學本身多重路向，包括儒學內部心性、事功等不同流派及其思想成果對現代的意義。
儒學是在百家爭鳴中與不同學派的對話、論辯中發展的。今天考察儒學，同樣需要注意儒學與其他學派，包括法家、墨家、道家等等之間的互動和論辯。不同學派在學術、思想上各有側重，對社會、人生、宇宙等往往給予了不同的關注。從今天來看，這些不同的側重和關注各有其意義。法家注重法，與之相關，對社會制度、治理程序等方面給予較多考察。就社會秩序的建構而言，儒家注重禮的規范系統和法家注重法的約束體制以及治理程序，都構成了社會有序運行的條件。從價值體系方面看，道家提出“道法自然”，以自然為第一原理，注重自然原則，儒家從孔子開始便以“仁”為核心，更注重仁道原則；從確立合理的價值體系來說，兩者都值得關注。此外，墨家講“兼愛”，相對于儒家以親親為出發點而言，墨家賦予人道以普遍的意義，也體現了更為寬廣的理論視野。從以上方面看，今天談傳統文化，包括考察儒學自身的進一步發展，都不能再僅僅執著于儒家立場之上，而應該以更寬廣的視野看待儒家與不同流派之間的關聯以及各自的理論意義。
從更廣的視域來說，儒學在今天的發展，同時涉及中西文化之間的關系。從中西文化的關系看，一方面，在發展儒家思想的過程中，需要防止單向迎合西方思想的趨向。例如，西方有什么概念、理論，便簡單地試圖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發現類似的概念，如西方有正義論，便以所謂“中國的正義論”去對應。另一方面，應警惕另一極端，即簡單地回歸傳統，注重儒學向經學還原，便屬這一趨向。后者同樣不利于儒學內在生命在今天的展現。
二
以中西之學作為背景，對待儒學比較合理的方式包括兩方面：
其一，以西學作為理解儒學的理論參照系統，這一意義上的西學近于“他山之石”。在原有形態下，傳統儒學中不少觀念的含義往往未能充分彰顯，在一定程度上，借助西學的理論框架，有助于揭示其深層的意蘊。歷史地看，儒家曾注重“人禽之辨”；西方哲學從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開始，到康德、馬克思，都在反復從不同角度探討“何為人”的問題。由這一背景考察儒家的“人禽之辨”，對其中的價值含義會有更為深刻的把握。
其二，如果進一步考察，則可注意到，中西之學的關系并不是單向的，而是具有互動的一面，參照西學固然有助于理解中學（包括儒學），儒家等中國思想也可以回應西方思想中可能面臨的問題。就倫理學而言，在西方哲學歷史上，從亞里士多德到康德，可以看到德性倫理和規范理論的分野：亞里士多德常常被看作是德性倫理的主要代表，康德則更多地注重理性立法，強調道德規范的意義，從而表現出認同規范倫理的趨向。規范倫理和德性倫理分別突出了“做什么”和“成就什么”的問題：德性涉及的是成就什么，與之相關的是通過成就人的完善品格，來擔保行為的完善性。對德性倫理而言，要使道德行為真正合乎規范，首先需要使行為的主體成為一個有德性的人。比較而言，規范倫理更多地側重于以規范本身來引導行為，其關注之點在于做什么、如何做的問題。
從儒學的角度看，德性與規范并非截然對峙。儒學的核心是仁和禮的統一，如果說，“仁”的觀念包含對人的內在德性的注重，那么“禮”則更多地涉及普遍的社會規范，仁和禮統一的這一思想趨向，決定了儒家既難以僅僅限定在規范倫理的層面，也無法單純地囿于德性倫理。人們常常把儒家歸諸于德性倫理，確實，儒家包含了德性倫理的思想，但它又并非單純地表現為德性倫理：除了與仁相關的德性倫理趨向之外，儒家也注重基于禮的規范倫理。儒家所展現的德性與規范交融的理論取向，無疑有助于超越西方哲學中德性倫理與規范倫理之間的對峙，由此可見，儒學對回應和解決西方哲學中的相關問題具有不可忽視的意義。
三
在現代，應該如何看待儒學？這里涉及情感認同和理性分析之間的關系。對于傳統儒學，一方面，應該有必要的情感認同，對儒學要有充分的敬意和尊重；另一方面，需要有理性分析的態度，對儒學可能具有的理論限度，予以充分的認識和把握。如果僅僅強調理性的分析，缺乏情感認同，則儒學容易被視為認知的對象，其價值內涵難以得到充分肯定；相反，如果單純注重情感認同而忽視理性分析，則可能走向傳統的衛道的立場，對儒學的限度曲意回護。事實上，現代新儒家的一些偏向，便源于這種內在的衛道意識，這同樣不利于儒家文化生命在今天的延續發展。總之，既要避免對儒學缺乏情感認同而走向簡單否定，又要避免單一的衛道意識。
今天發展儒學，同時需要立足現實，注重時代的變遷。從時代的歷史變遷看，人類社會已發生了多方面的變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文明之間的沖突、國際關系的爭端所給出的中國回應。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儒學可以提供多重思想資源。如儒家從二程到王陽明，都肯定“仁者以萬物為一體”。“萬物一體”涉及兩個方面，即人和物的關系、人與人的關系。從“萬物一體”的觀念出發，便應當尊重自然，避免對自然過度掠奪，由此走向人與物（天與人）的統一。同樣，基于以上觀念，應當注重人與人關系的協調，建立和諧的社會共同體。孟子提出“仁民愛物”，已概要地闡明了以上二重關系：“仁民”也就是以仁道的原則對待他人，“愛物”則要求進一步將這一原則引入處理人與自然界關系的領域。這種觀念對今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無疑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從更形而上的層面看，儒家所具有的對天下的情懷，蘊含著意義的關切。心學提出“意之所在便是物”，體現了對人作為主體與物理世界如何聯系的獨特理解：對人來說，世界所具有的意義，離不開人自身對世界的觀照和作用，其中內含意義的關切。這種關切對于理解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對于深入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等，能夠提供具體而深厚的資源。
隨著計算機技術以及生物技術的發展，“人機合一”的形態開始逐漸顯露，在可見的未來，這方面無疑將有進一步的發展。基于一定生物技術和計算機技術形成的“人機合一”，與傳統意義上（“人禽之辨”視域中）的人已經不同了，是人工化的人（即artificial human being），從“人禽之辨”到“人機之辨”，涉及如何理解人的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深度思考，有助于延續推進儒家關于“何為人”的討論。這一事實表明，時代的演進既對進一步發展儒學提出了新的問題，又提供了思考這些問題的具體前提。關注儒學的現代發展，不能忽略以上歷史背景。
（作者：楊國榮，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文化的認知基礎和結構研究”首席專家、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