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前的抗戰年代（1939），“一代儒宗”馬一浮先生應邀再度入川，創辦復性書院，一時大師名流如熊十力、梁漱溟、謝無量等人，相聚于樂山之烏尤寺，聚徒講學、執經論道，當時謂有“石室再開”“洙泗重光”“朱張重講”氣象。負笈之士，投牒山門，雖東北、江浙之遙，亦蔚然向往；真所謂靡然向見，無遠弗屆。而巴蜀本地青年之扣衣請教者，蓋亦甚眾也。其中問學最勤、獲益最多者，似以金景芳、張德鈞諸君子為稱首；后來在學術上有所成就者，亦數二人。金先生乃遼寧義縣人，長于經學、史學，著述甚富，仆等已輯為《金景芳全集》十卷，大江南北已多有之。張先生則為蜀之南充人，通治三教九流，為學極博、為文極精，然久無文集匯錄，以致消泯，世以為憾，斯乃《張德鈞文集》（四川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版）之所由編也。
張先生少年入南充某私塾，隨表兄王恩洋學（儒佛并治）；繼而長入南充支那內學院，問佛學于歐陽竟無；再入樂山復性書院，求經學、理學于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謝無量等先生，可謂轉益多師，博覽群籍。后任灌縣（今都江堰）靈巖書院講席，又與李源澄（史學）、袁煥仙（佛學）、傅平驤（小學，后成張氏岳丈）、南懷瑾（佛學）等先生相過從，深得朋友講習之樂。他不僅天資聰穎、學若宿成，而且刻苦好學、勤于著述，在求學階段就有多篇文章發表于《海潮音》《吹萬集》《復性書院選刊》《圖書月刊》《志學月刊》等雜志和集刊。他興趣廣泛，不守一家，三教九流，經史子集，無不博涉，義理考據，無一不精。他善于觀察，勤于思考，見微知著，遇疑必解。他曾力辯呂大臨“（橫渠）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之訛；批駁皮錫瑞《易》“卦辭爻辭孔子所作”之謬；又駁呂思勉《理學綱要》之不足，還對表兄王恩洋的唯識學進行商兌，皆有感而發，有錯必糾，不諱尊者，不避時賢。他熟悉三教掌故，貫穿百家經典，文獻故實，爛熟于胸，信手拈來，無不貼切。其考據文章，廣引博征。如辨二程兄弟人格之異，考歷代《藏經》編刊之跡，別中國造紙術演進之法，溯香蕉莖纖維織布之源，均力求援引豐富，文獻足征。其義理文章論證精辟、見解獨到，如他釋《易》九卦之義，箋《曾子立事》之蘊，論伊川《四箴》精義，托古立意，發人未發；他說儒家人生觀，講孟子認識論，辨陸王心性，談唯識二分三境，皆入其三昧。
新中國成立后，張先生進入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積極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轉換學術范式，熱衷考史論文，發明精義，有多篇論文發表于《歷史研究》和《哲學研究》等權威期刊。他善于發現問題，勇于探索真理，不惜商榷名流，挑戰時賢。如他曾商榷湯用彤先生《佛教史》中若干問題，討論侯外廬先生關于《論衡》《白虎通義》的“世界觀”問題，還與嚴北溟討論過《蘭亭序》的真偽，與任繼愈先生討論過《莊子》內篇作者和佛教“唯識學”真諦，與湯一介先生討論過孟子的“哲學思想”，等等，皆有理有據。因而其諸多論文，曾得到馬一浮、熊十力、郭沫若等先生的贊賞。然而由于歷史的原因，他早歇筆墨，既而英年早逝，思未至極，文幾散亡。
今值文化復興之際，四川啟動《巴蜀全書》工程，古今國故，漸次得以整理，前賢遺獻，本欲應收盡收。然迫于功令催科，限于體例（整理古文獻）時限（辛亥革命前），張公文集惜未能收入《巴蜀全書》正編之中。于是我們在《巴蜀全書》原定“聯合目錄”“精品集萃”“珍本善本”三系列之外，另列“蜀學叢刊”，擬上接《巴蜀全書》之未盡，下接當代之研究，對辛亥革命后產生的能夠反映巴蜀文化及蜀學成就的文獻，繼續予以整理。
叢刊擬分“學術編”“文獻編”（目前已經出版《蜀學珍稀文獻叢刊·成都孫氏文獻集成》28冊）和“藝術編”（目前已經出版《巴蜀山水畫敘論》三冊）等三個子系，張集所屬即其中的“學術編”。收集和編錄張公文集，多得先生家人（如女公子張正學等人）在資料上的協助和資金上的支持；先生的姻戚女外甥王彤教授在項目啟動之初也貢獻了智慧和力量。文集最后在李冬梅、鄭偉的共同努力下，編成近百萬字的《張德鈞文集》二冊，使先生當年的智慧結晶得以匯集和保存。
該書共分“經學研究”“哲學及思想史研究”“歷史研究”“科技及雜論”“佛學研究”“文學研究及創作”五個版塊。附錄中馬一浮、熊十力等致張氏書以及對其學業的評語，可管窺先生求學經歷；末后還有張先生自傳，以及家人的追憶懷念之文，閱之亦有“讀其書想見其為人”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