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景海峰：1985年至今任教于深圳大學。1991年，為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明裕”訪問學人；1997-1998年，為美國哈佛大學“燕京”訪問學者。現任深圳大學國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武漢大學兼職教授、國學專業博士生導師，中山大學中國哲學專業博士生導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通訊研究員。兼任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哲學史學會常務理事等。
南下深圳三十五年拓荒者
“跟我去深圳吧。”1985年初，當時正在援建深圳大學的湯一介向學生景海峰發出了南下的邀請，“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沿，有很多發展的空間。”湯一介先生于1984年成立了深圳大學國學研究所。就這樣，景海峰跟隨恩師來到這座充滿無限可能的城市，來到了深圳大學。那一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的第五個年頭，景海峰27歲，剛從北京大學哲學系研究生畢業。
先從北京搭火車到廣州，再從廣州轉站到深圳下車，兩千多公里的路程，景海峰終于到達了深圳。在經濟還不是很發達的年代，稍顯簡陋的羅湖站吞吐著經濟特區日漸增多的客流量。他記得羅湖站當時“搭了一個鐵皮棚，售票處和出站口也是臨時設置的”。
深圳大學由于校區初建，各種設施亟待完善。教工宿舍只有幾棟，剛搬來的老師不得不合住，一套房子要住上三家人。“這放在現在是不可想象的，但當時就是這么一個條件，還是比較艱苦的，但對于我而言總算是有了個落腳的地方。”景海峰微笑著說。
當時經濟特區的概念還很新，時值潮頭，帶著點“實驗性質”的經濟特區吸引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而這片方興未艾的土地也亟待一群實干創新的力量來建設和發展。景海峰回憶道：“那個時候，初來深圳的人都有一種精神上的振奮感，覺得以后可以做很多事情，對未來充滿各式各樣的向往。大家聚在一起時都是興高采烈的，爭著說要怎樣怎樣，想法都很宏大，這樣一種集體情緒讓我印象特別深刻。”
1988年攝于研究所資料室（左二為景海峰老師）
修國學路成如容易卻艱辛
1984年秋，深圳大學打出改革開放后國內第一面“國學旗”，展現了極大的文化抱負，也被賦予了開啟中外文化交流的使命。上世紀80年代，海外、港澳的學者要走陸路來內地，深圳是必經之地。依托經濟特區的優勢，背靠時代浪潮，在成立之初，國學研究所就和香港的幾所大學建立了學術聯系，邀請港大、港中大的教授前來交流講學；他們創辦了學術集刊《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在人民出版社出版；與當時國家教委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合辦了兩屆“中國學”研討班，請來像饒宗頤、劉述先、趙令揚、杜維明等港臺學者，交流海內外的中國文化研究情況。“來自全國各高校的青年教師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初次接觸到外面的情況，很覺得新鮮。”景海峰說。領時代之新潮，開風氣之先河，深圳大學國學所在對外開放的歷程上深深刻下一筆。
國學研究所剛剛成立時，每年就有三四萬塊錢的購書經費撥給研究所資料室。景海峰打趣說：“這在當時算是一筆巨款，那時候書的定價都只有幾毛錢。”大批的港臺書、學術資料進入到學校。“這點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正是這批資料讓我們開始對1949年以后的港臺、海外學界有了比較多的了解。”景海峰說道，“到1989年，資料室已經有了3萬冊左右的藏書，其中一大批是從北京琉璃廠購買的古籍，也有一些內陸學者捐贈的圖書。”
景海峰老師在國學院辦公室接受深圳大學報采訪
到了九十年代初，深圳在經濟發展上一往直前，而文化的發展卻稍顯落后了。一同陷入沉寂的還有國學研究所。當初的創建者相繼離開了深圳，只剩下景海峰一個人。直到1998年景海峰從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歸國后，國學研究所在他的努力下，以“文化沙龍”的形式復蘇，國學星火重燃，于無聲處，驚雷四起。2004年，國學研究所成立二十周年，景海峰主編了一本論文集《傳薪集》，取意薪火相傳。在他看來，國學之火不應也不能夠熄滅，它會在華夏大地上，在民族熱血中，代代相傳。
開放并包國學路任重道遠
功利化思潮席卷當今社會，人們更多關注一些和現實生存有直接關聯的事物。植根于傳統經典的國學，這種帶有人文關懷和精神祈向的文化都面臨著挑戰。在景海峰看來，國學面臨的可能不是復歸的問題，更可能是重新置入的問題，國學的發展依然任重而道遠。
“今天的國學要有一個新的形態，這是一種活的姿態，不斷生長、適應，而它的內核又是不變的，這才是一種有意義的文化。”景海峰說。近代以降，國學經歷了西學沖擊，經歷了被批評被否定的過程，再到中西融匯，吸納外來的先進思想，如今，國學迎來了新的時代——既保留主體性，又批判接納傳統與西方文化。景海峰認為，這是當今儒學應有的發展方向：對外順應全球化浪潮，開放包容；對內承古起今，并激發國人心中的文化情感。“就是說，新的國學的承載方式是人心，每個人都應該發自內心地熱愛并去傳播這種文化。”
2020年9月，景海峰老師在成都召開的中華孔子學會2020年年會上大會發言
從最早召開全國東西方文化比較研究協調會，到后來連續主辦多屆影響廣泛的國際儒學大會，再到參與《儒藏》編纂工程……景海峰覺得，這些于國學復興而言只是一種助力，讓國學活動形成品牌效應才是重中之重。所謂的品牌效應不只是為了喚起國人的共鳴，更是能向其他國家講好中國故事的軟實力。
在今年舉辦的第四屆中國陽明心學高峰論壇上，景海峰就提出：“儒家文化不同于西方的科技文化，它是一種軟性的力量，其特有的柔韌性和包容度，更適合思考當代社會的很多問題。”在他看來，文化的內涵和無聲的效能更具有民族特色，是對人類共有精神世界的豐富。國學的復興和現代轉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儒家倡導天人合一。”景海峰認為，儒家是用生活理念去理解終極意義，如何將儒家精神貫徹到自身，如何“知行合一”，這是古代儒家就面臨的問題，他希望在國學現代化轉型期能回答和實現。
2020年9月，景海峰老師在曲阜尼山召開的第六屆世界尼山文明論壇上作主旨演講
轉眼三十五年過去，深圳已然成為景海峰的第二故鄉。“所以深圳大學對我而言，不是我可以觀照的對象，而就是我自己。”他見證了深圳大學的成長，也感受著深圳經濟特區的騰飛。景海峰認為深圳是一座時刻在進步的城市。在深圳的這些年，他時刻感受著這座城市欣欣向榮的生機。來自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思想觀念，使他的思想時刻活躍，他在時代前沿探索，追問并思考著國學的現代化轉型，以期發出不同的聲音。
“改革開放幾十年，深圳在經濟領域是走在全國前列的，有很多創舉。那么現在文化創造的重擔也歷史地落在了深圳的肩上，因為深圳是中國向世人展示新文化的窗口。我想深圳應該在這方面有一種氣度，有一種擔當，有當仁不讓的情懷。”景海峰說。
景海峰老師贈言深圳大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