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華,哲學博士,現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是中國哲學史、儒學、道家與道教,近年來主要著力于宋明哲學及魏晉哲學的研究。出版專著包括《中國哲學十五講》《一本與生生:理一元論綱要》《宋明理學十五講》等。
虛無主義、不可知論、心身之扭結、個體之自由,到底哪個能概括莊子的哲學?漫無際涯、恢弘孟浪、雄奇詭譎、洸洋自恣,到底哪個貼近莊子的本相?北大哲學系楊立華教授最新力作,以深入肌理的文本細讀,帶你進入莊子哲學的致思方向與核心問題。
哲學史工作通常面對的是文本形態的精神遺存。任何深入歷史性思想主體的精一之域的嘗試,都必須建立在有說服力的文本考辨的基礎之上。這里以《莊子》內七篇為文本基礎的莊子哲學研究,得益于前輩學人的敏銳洞察和扎實考證,特別是劉笑敢教授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的卓越貢獻。對莊子本人著述的辨明,使我們有可能進探其思理所達之境。隨著文本和思想闡發的次第深入,我們將會看到《莊子》內篇令人驚訝的整體性和完成度:思想與概念展開的高度一致,精巧到近乎無跡的結構安排,看似偶然實則必需的敘述方式。基于這樣的認識,以最莊重的態度對待每一個看似細小的文本起伏就成了當然的選擇。
關于莊子,我們所知甚少。所能做的,不過讀其書,“想見其為人”而已。莊子之文章漫無際涯,若戲為之者,然其根柢處沉潛深致,非端謹嚴肅之至者不能為也。從夾雜在擬想的對話之間的論說看,莊子是完全可以于曉暢平易中見幽遠義蘊的。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寄微言于荒唐、托至理于謬悠呢?《天下》篇的作者明確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給出了解釋:“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天下》篇里的“卮言”“重言”“寓言”之說或出于《寓言》篇,然兩者義趣迥異。《寓言》篇云: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己同則應,不與己同則反。同于己,為是之;異于己,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
在《寓言》篇作者看來,莊子用“寓言”“重言”,旨在博取世人的信重。以莊子之超然自得,何致為取重于人而為此浮薄造作的修辭伎倆?《天下》篇作者取“寓言”“重言”之目而舍其臆解,概亦以為膚淺俗陋,不足道也。“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于莊子的精神確有會心處,但同樣沒能揭示出莊子的敘述風格背后的不得已。
在莊子的世界里,能抵達至德之域的只有極少數“有圣人之才”的人。而見獨者之所見又在根本上無法進入言說和思想。言說不可言說者,是莊子不得不注目的深淵。莊子不是第一個面對哲學的語言困境的,然而只有他駐足不前,將目光沉入至深的黑暗。以無條件的真知為追求,就只能以各種形態的“嘗試言之”彰顯不可言說的靜默。考慮到莊子的哲學指向,直接以作者身份出現的著述,會有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說話的這人到底是誰?如果是至德者,至德所知不可言說;如果不是,那他所言說的又怎么可能是真知呢?不同進境的問道者、聞道者和知道者間的虛構對話中,至德者及其所知雖隱在背景,卻是對話得以展開的樞紐和動力根源。如何理解至德者的真知之境,往往是對話的核心主題。即使是那些沒有談到至人的對話,對不可言說者的某種理解也潛藏在思理的根基處。莊子的敘述方式是真正誠實于自己思想處境的選擇。
莊子給人以超逸絕凡的印象,主要是因為鯤鵬、罔兩、渾沌等擬人化的寓言。其實,《莊子》內七篇里這一類的故事不過三數章而已。《人間世》中的櫟社樹是“見夢”于匠石,故不預此列。鵬之遠舉,喻示的大概是思致之遼遠無極。罔兩附景而有,是黯弱之至的存在,則極幽至微之處亦在所思的范圍。思理的普遍性由中可見。渾沌之死是歷史性遺忘的開始,一個由有限的、具體的知統治的時代到來了。莊子為文之用心處,豈徒然哉!
拒絕接受一切成見的思考者,其內心大概是冷的。然而莊子卻有極溫暖的一面。他對人間世的種種危險的警醒,更像是老到世故的忠告。可見其心底里的不忍。對父母的“不擇地而安之”,更是莊子不能置諸懷抱之外的。看著在“儒、墨之是非”中一天天沉落下去的世界,莊子觸摸到了某種歷史的必然。還是守在漆園吧,“與天地精神獨往來”,至少還可以有一個否定性的自主空間。但總得留下些什么吧,留給還妄想要“知其解”的后來者——終歸還是不忍。
文本是歷史性思想主體的精神遺跡。透過種種思的努力的印痕,試圖在重現的過程中遇見曾經的偉大。本質上還是懷古——仰望中的憑吊。穿透歷史,在目光的盡頭,似乎真的看到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