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什么最值得人學習和知曉？對孔子而言，即“學道”和“知道”。《論語·述而》篇記載孔子所言“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中之“學而”可能有誤。據《史記·孔子世家》之記載，“學而”當為“學道”，正好與“誨人”相應，于文于義皆長。孔子好學，也喜論學，所學范圍甚廣，“學道”為其要；孔子求知，“知道”為其本。出土文獻所見《論語》（《齊論》）有《學道》篇，其言“學道”，結合傳世文獻，可求其具體所指。孔子信奉道，志于道，其道廣大高遠，學道、知道即為盡力、用力處。
【關鍵詞】學習 知曉 學道 知道 道
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程度同它本身的重要性不一定對等，對此不斷進行檢視有助于擴展對事物的認識。就孔子之“道”而言，我們對它的探討[1]，還沒有達到它在孔子思想世界中的重要性程度。在此我想利用三個文獻考察一下孔子的“學道”和“知道”這兩個概念。這三個文獻，一個來自未受到注意的傳世文獻（《史記·孔子世家》），另外兩個來自新出土的文獻（肩水金關漢簡和海昏侯漢簡《論語》）。它們都為我們認知孔子之“道”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有價值的信息，因而也使我們觀察孔子之道的視域得以擴大。
一.什么最值得學習——“學道”
《論語·述而》篇記載：“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于我哉？”[2]我們很熟悉孔子的這段話，并且習以為常，歷史上沒有發生疑問，現在也是如此。但實際上這是有問題的。撇開頭一句的“默而識之”，關鍵是“學而不厭”這一句。將它同“誨人不倦”連到一起說，兩者已成為固定的熟語，語義也沒有難解之處，指人在學習上和教人上應持有的態度：學習從不要有滿足之心，教人從不要有厭倦之心。這兩句話中的謂語“不厭”與“不倦”對應，兩個詞的搭配很合適。按說兩句的主語“學而”與“誨人”也應是對應關系，但兩者的用語明顯不類。“學”和“誨”都是動詞，這沒有問題，但后者有賓語，前者沒有賓語，卻用了連詞“而”，完全不對應。既然“誨”有賓語，施教的對象是“人”，那么與此相對應的“學”也應有賓語和學習對象。問題出在什么地方呢？
沒有人會否認孔子是好學的人[3]，人們都知道他也是一位喜愛談論學習的人。在《論語》中“學”這個字出現的次數非常多。《論語》第一篇第一章孔子說的三種快樂中的第一種是來自學習（“學而時習之”）。[4]孔子在不同語境下闡述“學”，希望人們具有好學的精神，教導人們應該學習什么：有廣泛意義上的“學文”[5]，也有具體意義上的“學詩”“學禮”“學易”等。孔子還談論了人們應該如何去學習。比如，他告訴人們，僅有學習是不夠的，還要復習和練習；學習必須同思考結合起來等。
在學習什么上，孔子提出的“學道”概念則是我們要重點討論的。但在傳世本《論語》中，這一概念只出現在《陽貨》篇中：“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依據這一記載，“學道”這一概念是孔子提出的。子游在這一特殊場景下通過引用孔子說過的話，婉轉地表達了他對老師批評意見的不接受。孔子的這兩句話表明，不管是什么人（君子和小人），他們只要“學道”，對社會總是有益的。“道”這一概念在孔子那里比“文”這一概念的意義更廣，它有路、原則、真理、價值和方法等許多意義。“學道”就是學習和掌握這一切東西，“志于道”就是以追求這些為志向。子夏將君子學習要達到的目標定位為“道”：“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論語·子張》）。按照社會分工，社會大眾從事的是各種不同的具體工作，“君子”從事的則是追求普遍真理和價值，這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君子不器”。
“志于道”就要“學道”。但“學道”在《論語》中只有這一處嗎？在“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兩句中，“而”與“人”這兩個詞不類。這兩句話如果單獨說，文通義順，沒有什么問題，但合到一起看，就有問題。“學而不厭”的上一句是“默而識之”，兩句中都用了“而”字，將這兩句相提并論似乎也可以。孔子有“學而不思”（《論語·為政》），子夏有“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等類似的“學而”的用法。但在這三句話中，后兩句話前后的呼應性很強，“識之”同“不厭”不是對應關系，“不厭”只能對“不倦”，因此“學而”相對應的只能是“誨人”。既然“誨”后面是名詞“人”，那“學而”后面的“而”字就有可能是誤傳。這就是問題所在。
在偶然之中，筆者發現了一個問題，就是《史記·孔子世家》同《論語·述而》篇對這兩句話的記載有異。我們來看《史記》中的記載：“明年[6]，孔子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他日，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在這一記載中，我們清楚地看到，孔子幽默地替子路擬出了介紹他的方式，說他是一個“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的人。在《論語》中，葉公這個人出現過好幾次，有處記載是他直接請教孔子。《論語·述而》中的記載是:“葉公問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與此不同，司馬遷加上了“學道不倦，誨人不厭”，它應同《論語·述而》的“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一句有關聯。兩者文字上的差別，除了“不倦”“不厭”位置互換（語義上沒有特別的影響）[7]，引人注目的是，司馬遷的記載中是“學道”而不是“學而”。
照上述《論語·陽貨》的記載（“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可以肯定，孔子確實使用了“學道”一詞。《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為“學道”，很有可能是司馬遷有所本。關鍵是在“學而不厭，誨人不倦”這兩句話中，“學道”對“誨人”顯然比“學而”對“誨人”于文于義都要好，傳世本《論語》非常有可能是誤寫（或承上文“而”字而改“道”為“而”）。
孔子一生敏而行之，其愛好學習和樂于培養學生的“不厭”“不倦”美德，既是他的承諾和倡導，又是他所履行的。這是孔子追求圣人人格目標的一部分。孔子的言行示范于弟子們，也示范于公眾，他也因此受到了廣泛的關注。不了解他的人想進一步了解他（如葉公問子路），了解他的人肯定他，將他譽為圣人。但孔子從不以“圣者”和“仁者”自許，也不接受別人對他的這種贊美，他總是謙虛地說，他沒有做到。但在學道不懈怠、教人不疲倦上他有當仁不讓之自許，這是他的“夫子自道”。
有兩個例子能進一步佐證學（什么）與教（誰）是相對的，不厭與不倦是相對的。一個是《論語·述而》的記載：“子曰：‘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在這一語境中，似乎是孔子的弟子公西華稱贊他為圣人，但孔子不接受，他用“豈敢”加以否定。孔子稱他大概只做到了“為之不厭，誨人不倦”。這里以“為之”對“誨之”。“為之”的“為”和“之”比“學”和“道”要廣，但兩者相類。
另一個例子是《孟子·公孫丑上》的記載。孟子稱頌孔子時引用了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在這一對話中，子貢詢問他的老師是不是圣人，孔子一方面予以否定，一方面依然以學不厭、教不倦來肯定自己：“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8]這里的“學什么”和“教誰”都省去了，但實際上暗含有學是學道、誨是誨人的實指，補上的話當然就是“學道”和“誨人”。
“學道”一語不見于六經，它可能首見于《論語》，也可能是孔子首先提出的一個概念。從小就愛學習的孔子，主張人們廣泛學習一切東西（“博學”），認為人應該培養各方面的能力（“多能”），對儒家來說，這主要就是“六藝”（技能）和“六經”的學習和技能訓練。孔子說的“學文”“學易”“學詩”和“學禮”等主要同“六經”（“游文于六經之中”）有關。此外，孔子主張廣泛接觸實際生活，主張多聞和多識，如《論語·述而》記載說：“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但孔子又強調學有所主。子貢敬佩孔子知識廣博和多知。孔子反問他說：“‘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論語·衛靈公》）“道”就是孔子用以表達學習的主要對象和目標的一個關鍵詞，這也是孔子為什么說“吾道一以貫之”（《論語·里仁》）。孔子后學承繼了他的“學道”概念。《禮記·學記》說：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9]
這兩段鼓勵人們“學道”的話語非常著名，讀起來也朗朗上口。人只有通過學習才能“知道”和懂得道的價值；反過來說，人要“知道”就要“學道”。人不學習就不可能“知道”。豈止“道”，要認知和掌握其他事物都需要學習。
因此，將《論語》《史記》及其他有關記載統而觀之，孔子說的原話很可能是“學道不厭，誨人不倦”。這也證明，對孔子來說，“道”是最值得人學習的。之前司馬遷的這一不同記載一直沒有受到關注，我們自然也就不懷疑所傳“學而不厭”文本有誤。
二.什么最值得知曉——“知道”
兩個新出土的文本為進一步認知孔子的另一個重要概念“知道”帶來了重要契機。這兩個文本，一個是海昏侯墓出土的漢簡《論語》，一個是肩水金關出土的漢簡《論語》。這兩個文本共同印證了《齊論》確實有《知道》篇，而且“知道”這個概念就出現在這一篇中。根據這兩個新文獻，我們來討論一下孔子的“知道”概念。
主要出自《魯論》的傳世本《論語》中沒有“知道”一詞。按照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記載，《齊論》有22篇，比《魯論》多出了《問王》《知道》兩篇。何晏《論語集解序》肯定了《齊論》有《問王》《知道》，也認為這是多于《魯論》的兩篇。但《齊論》后失傳，多出的兩篇內容也無從得知。1973年出土的肩水金關漢簡《論語》首先改變了這一結論。根據整理和研究，其抄本被認為是《齊論》。其中就有《知道》篇，首章記載：“孔子知道之易也。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
2015年出土的海昏侯漢墓竹簡同樣有《論語》（被認為是《齊論》），特別是其中也有《知道》（一支竹簡反面寫有“智（知）道”兩字）篇。這也證實《齊論》有《知道》篇。《知道》篇首章記載（這支竹簡正面寫的內容）：“孔子智（知）道之昜（易）也。昜=（易易）云者三日。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12]
出土的這兩個《齊論·知道》篇使我們確定：第一，“知道”確實為《齊論》一篇的篇名（海昏侯墓漢簡反面寫的“智（知）道”兩字)，印證了傳世文獻的記載；第二，《知道》篇的“知道”也是孔子思想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肩水金關漢簡《齊論·知道》篇中，我們看到的是簡一的內容；海昏侯墓漢簡《齊論·知道》篇整體還沒有公布，我們能討論的也只是目前公布的這一支簡。
孔子以求道為志向。海昏侯墓漢簡《齊論·知道》篇首章記載孔子對“道”的看法，說孔子深知“道”易知易行，不復雜，不深奧，是可望可及的東西。與此不同，孔子稱“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又指出了“知道”不易和悟道的莊嚴，這讓他的弟子們對學道、“知道”產生畏懼心理。《論語·雍也》的記載佐證了這一點：“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但孔子不接受他的說法：“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13]孔子是道德意志自由論者，他認為每個人只要追求仁愛就能實現它的價值。照《論語·里仁》記載，孔子鼓勵人們追求仁，說一個人哪怕只有一天這樣做，他也是做了。人在道德價值面前，只有為不為的情況，從來沒有能不能（“力不足”）的問題。對于“道”同樣如此。每個人都能夠弘揚“道”，而不是“道”去弘揚自身。在《知道》篇，孔子向他的弟子們強調通曉“道”并不難，可能同樣是在具體的語境下有感而發。孔子語重心長，在幾天中一有機會就說“知道容易”（“易易云者三日”）。[14]孔子這是在鼓勵和增強他的弟子們追求“道”的信心和斗志。
《齊論·知道》有關孔子“知道之易”的記載并不孤立。與此類似的記載，一處在《禮記·鄉飲酒義》中：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15]
另一處在《韓詩外傳》卷五：
人有六情：目欲視好色，耳欲聽宮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體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繡而輕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則亂，從之則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節之以禮，必從其欲而制之以義。義簡而備，禮易而法，去情不遠，故民之從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也。《詩》云“誘民孔易”，非虛辭也。
可以看出，《齊論》所記同這兩個傳世文獻的記載在文義上沒有什么差異，都是說孔子知道，如果人真的去求道、行道，那對他并不是一件困難的事。但它們在文字上有所不同：一是“道”與“王道”之不同；二是“易”與“易易”和“易行”之不同；三是說明與引用之不同。它們的語境也有所不同。傳世文獻的記載都是在與“禮”相關的上下文中引出的。鄉飲酒禮是儒家禮儀之一，它主要是按照人的年齡區分座次和擺放不同量的食物，以體現尊長養老的倫常，引導人們理解和踐履孝悌。孔子通過觀察鄉飲酒禮，認識到推行王道并不難。這里說的“王道”既是尊長敬老之道，又是孝悌之道。《韓詩外傳》將人的生理和身體需求概括為六種（目欲、耳欲、鼻欲、口欲、身體四肢欲和衣欲等），認為“禮”的規范一定要根據人的自然欲求來建立，才能使人們既滿足生活的需求，同時又知道有所節制。這也是人們容易按照禮的規范去行動的原因。《韓詩外傳》從孔子懂得“道”容易實行這一點出發，又引用《詩經》“誘民孔易”，說這不是“虛辭”，都是為了論證“禮”的正當性（合乎人情又節制人情）。
海昏侯漢簡《齊論·知道》篇首章的下一句是記載孔子的話：“子曰：‘此道之美也，莫之御也’”。[16]肩水金關漢簡《齊論·知道》首章這支簡下殘，只有“子曰：‘此道之美也’”等字句，以及“莫之御也”這半句。孔子是帶著遺憾說的這兩句話（此“道”雖好，沒有人努力去運用它）。留下的一個疑問是，孔子在這句話中說的“此道”是一個泛指還是有具體的所指。《孔子家語·顏回》的記載為此提供了一個可能的答案：“顏回問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盍慎諸焉。’孔子謂顏回曰：‘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何居？為聞者盍日思也夫？’”據此，孔子說的“此道”是指顏回詢問子路的道理，即“力氣勇猛遠超德行的人能夠死得其所的卻很少”。顏回追問人們為什么不能避免。孔子的回答，包含了幾個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知道什么不等于就能做到什么（“人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為也”），這同《齊論·知道》篇中說的話大體一致，只是加上了一個主語（“人”）；二是孔子對此又提出追問（“何居？”）；三是孔子以反問的方式給予了回答：人們做不到的原因是沒有好好去思考（“為聞者盍日思也夫”）。
根據這一記載可以推測，漢簡《齊論·知道》篇第一章可能引用了孔子說的這句話，但省去了《孔子家語》記載的孔子說話的這一背景。[17]但這一背景很重要，它不僅讓我們知道“此道”具體指的是什么“道”，也讓我們知道顏回為什么會向子路提出這一道理。子路以力大和果敢而聞名，孔子不時告誡和批評他不要逞強。正如人們容易好色而不容易好德那樣，人們也容易好勇而不好德。顏回問子路的這句話，可以說包含著規勸子路的用意。孔子的強調既是對子路而發，也是從一般意義上強調在勇氣和道德兩者之間首先要注重的是“德行”。孔子對仁愛和勇氣、道義與勇氣關系的說明可以證明這一點：
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論語·憲問》）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論語·陽貨》）
對于孔子而言，勇氣的重要性只能同道德結合起來而論，單純的好勇根本不可取。孔子周游列國，多次受到過圍攻，子路勇敢地保護他的老師和同學，這值得肯定。但孔子對子路的勇氣又多有批評，因為他容易沖動，魯莽有余，冷靜不足。這是孔子所不希望的。子路總希望他的勇氣能夠受到他老師的肯定，一有機會就表現出這種愿望：“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語·述而》)，孔子更欣賞的人是“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同上)。孔子在子路面前感嘆他很難再繼續推行“道”，想隱逸于海上，子路覺得這是他可以發揮作用的機會，但孔子馬上給他潑了一盆冷水：“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論語·公冶長》）子路最終還是未能超越自我，違背他老師“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論語·泰伯》）的教導，介入衛國君權之爭而被殺死。孔子很傷心，痛哭了一場。
孔子認為“知道”容易[18]，就某些道理特別是孔子說的一些人倫日常之道來說是如此，人們“知曉”它們并不難。[19]但“天道”等一類的“道”，人們就不容易認知和理解。竹簡《語叢一》說:“知天所為,知人所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這也是孔子為什么會說“民可使行之，不可使知之。”（同上）從孔子的“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泰伯》）我們更可以看出，人要“知道”又是多么不易，它是需要人一生為之獻身的事業。
《孟子》中有兩處記載孔子的“知道”概念。按這兩處記載，“知道”并不簡單。一處在《公孫丑上》中。這里孟子有一個立論，認為人們追求道德價值就會獲得榮譽，否則就會蒙受恥辱。但不幸的是，人們不甘于恥辱卻又不去實踐道德價值。一個人如果真的不甘于恥辱，他就應該自強自立，因為人的福祉是人努力自求而得到的。為了論證這一點，孟子先引用《詩經》中的詩“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佚名詩《鴟鸮》），然后又引用孔子對此詩的評論，說“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另一處在《告子上》中。在此，孟子認為，每個人先天都具有良善的道德能力，他只有努力才能將它發揮出來，否則它就會喪失。人們為不善不是他才質的過錯，而是他不能盡其道德才能所致。為了論證這一主張，孟子引用《詩經》中的“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大雅·烝民》），又引用孔子評論的話“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孔子是《詩經》的整理者，又是《詩經》的闡釋者，《孔子詩論》也保存了孔子對《詩經》的闡釋。從德義看《詩經》是孔子詮釋的一個維度。就這兩首詩的例子來說，“知道”不易。
對荀子來說，“知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站在儒家的立場，荀子對百家子學作了批評性的總結，認為諸子雖然都有所見，立論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又都是一偏之學，沒有掌握“道”：“萬物為道一偏，一物為萬物一偏。愚者為一物一偏，而自以為知道，無知也。”（《荀子·天論》）《荀子·解蔽》將“道”看成是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何謂衡？曰：道”），認為治理天下的根本也在于“知道”（“故治之要在于知道”）。治理者不懂得“道”，只會造成混亂：“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于不道人而不知合于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荀子·解蔽》）相反，如果人們掌握了“道”，就掌握了治理的根本：“心知道然后可道。可道然后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于道人而不合于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同上）荀子主張的“道”主要是“人道”，它是很容易掌握和懂得的。它之所以不容易被掌握，是因為人們往往容易為事物的部分所蒙蔽，而不能認識事物的整體。人如何才能完整地通曉“道”呢？《荀子·解蔽》提出了一個重要而又不容易做到的方法：心靈的虛心、專一和寧靜（“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壹而靜”）。荀子相信，人只要遵循這一方法，他就能掌握“道”：“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壹而靜，謂之大清明。”（同上）
三.什么是孔子之“道”
“道”之所以最值得人們學習，最值得人們通曉和掌握，是因為孔子信奉、信仰它。孔子信奉和信仰的“道”是什么呢？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同時也是“道”為什么最值得人們學習、通曉和掌握的答案。孔子之“道”是什么，我們已經有了一些解答，但我們對它的討論還不充分。造成這一現象的部分原因，是孔子的仁和禮常常被聚焦，而孔子的“道”則被淡化。由于這里我要探討的主要是孔子的“學道”“知道”這兩個概念，對孔子之“道”是什么的回答需要在相應的限度內來進行。
有關孔子之“道”的論述，除見之于《論語》外，還見之于《禮記》《孔子家語》等其他儒家早期的文獻中。統觀這些文本，我們可以對孔子之“道”大體上都有什么用法和意義作出概括。孔子之“道”有時帶有個人化的色彩，它被說成是“吾道”“夫子之道”等。但既然孔子承諾他的志愿是“志于道”（《論語·述而》），他一旦“朝聞道，夕死可矣”（《論語·里仁》），既然“道”在人間產生它的作用或衰退都受制于人力無法改變的力量，那么孔子的“道”就不會是純粹個人化的東西，一定有它根本性、普遍性的意義和內在的力量。
孔子之“道”有很普通的用法，如指人行走的“路”“道路”。[20]在普通的用法之外，孔子之“道”的第一個重要用法和意義是規則、規范和禮儀等。要使各有個性和追求各自利益的人們和諧地生活在一個群體中，共同的理性、倫理規則、規范等是需要的。孔子特別重視的禮儀則是其中的一部分。《論語·雍也》記載，孔子追問說，既然人無論是誰都要從門戶出入，那么人做什么事可以不遵循原則（“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在《論語·八佾》篇中，孔子談到射禮，說“射不主皮”是過去的一種規則（“古之道也”）；在《論語·衛靈公》篇中，孔子談到“相師之道”，這里的“道”是指拜見老師的禮節。
孔子之“道”的第二個重要用法和意義是根本的法則、最高的理性或真理。這可以聯想到儒家的天道觀念，聯想到儒家帶有宗教意味的“上天”概念。人們常以子貢說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為依據[21]，說孔子不談人性和天道。單看《論語》，里面確實沒有孔子使用“天道”這個詞匯的記錄。但不能由此就說孔子不談天道。《禮記·哀公問》記載魯哀公請教孔子君子為什么尊崇天道，孔子的回答三言天道：“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這就是孔子的天道觀，而且這與《論語·陽貨》中所記載的孔子對“天”的看法一致。一次子貢請教孔子，孔子留下了對“天”的看法——“天”以自身自然而然的內在法則活動：“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這表明孔子具有自然天道觀，但參悟和懂得它很不容易。有關孔子的“命”和“天命”等概念，我們有復雜的討論和爭論。簡單說，孔子有兩種不同的天命論，一是人類信仰的正義性的天命之命；一是個人不可左右的命運之命。這兩種命很不相同。孔子一生探索和信奉的“道”，既是自然的天道，又是最高正義的天命。孔子說的“士志于道”（《論語·里仁》）、“信道”（《論語·子張》）、“君子學以致其道”（同上），以及他說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論語·衛靈公》）、“朝聞道，夕死可矣”，就有這兩方面的意義。
孔子之“道”的第三個重要用法和意義是正義和道義等。孔子談到富貴是人所希望的，貧賤是人所厭惡的，但獲得富貴必須合乎道義和正義，擺脫貧賤也必須采取正當的方式：“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孔子稱“行義以達其道”（《論語·季氏》）和“直道而事人”（《論語·微子》）[22]，稱“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同上），都將“義”與“道”相提并論，其“道”主要是指義、道義和正義。
孔子之“道”的第四個用法和意義是一些比較具體的倫理價值。孔子說他的“道”是“一以貫之”。曾子將它解釋為“忠恕”（“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論語·里仁》）如果是這樣，忠恕之道就是孔子倫理價值的核心。孔子倫理之道的其他一些方面，如“孝悌”被孔子看成仁之“本”，孔子說這一根本確立了，“道”也就確立了（“本立而道生”）（《論語·學而》）；孔子曾經告訴子產“君子之道”有四個方面，“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論語·公冶長》）。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這被子貢看成是“夫子之道”，孔子謙虛地說他還沒有做到。孔子贊揚子路有自尊和自足的美德（“是道”），說他“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不忮不求’”（同上），同時又告誡他不要滿足于此。孔子之“道”的這一類用法和意義，整體上是將“道”看成某些具體的倫理價值。
孔子之“道”的第五個重要用法和意義主要是美好的、理想的社會或天下太平。孔子常常將天下有道與天下無道進行對比，這可以理解為天下太平與天下混亂、無序的不同。如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論語·季氏》）孔子還多次談到人在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中應該如何進行選擇：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論語·公冶長》）
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同上）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憲問》）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榖，邦無道，穀，恥也。”（同上）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
這其實是一個矛盾。對儒家來說，邦無道的時候不恰恰是需要人去改變它的時候嗎？孔子和他的追隨者們不正是為此而周游列國嗎？孔子不正是因此而受到隱者的嘲諷嗎？不正是因此而被稱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嗎？單從明哲保身來說，要實現這種選擇也不容易。以勇敢著稱的子路，孔子不時批評他，告誡他“危邦不入”，擔心他“不得其死然”。但子路最后還是介入到了“危邦”的權力爭奪之中而死于非命。事實上，孔子正是在春秋“禮崩樂壞”的混亂無序中追求天下有道、期望天下太平的。他最期望魯國成為有道的國家：“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論語·雍也》）。敬仰他的儀封人預言“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論語·八佾》）。但在魯國，孔子的政治期望沒有實現，在其他國家同樣如此。孔子一生渴望和追求天下有道的太平秩序落空了。孔子發出“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的感嘆。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孔子看到魯哀公西巡所獲麒麟說“吾道窮矣”，逝世前孔子對子貢說“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史記·孔子世家》）[23]，這些都是孔子對政治失望的自我寫照。但單憑孔子對政治的失望，不能說他就是一個失敗者。孔子沒能挽救一個衰落的世界，但他卻創造了一個人文的世界，創造了一個人類精神的世界，創造了一個倫理價值的世界。這也是司馬遷為什么會如此評論他：“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同上）
注釋
[1]有關孔子之道的討論，參見《仁禮之辨：孔子之道的再釋與重估》（梁家榮）、《孔子與中國之道》（顧立雅）、《通過孔子而思》（郝大維、安樂哲）、《孔子之道》（王炎平）、《中國思想的道家之論：一種哲學解釋》（陳漢生）、《孔子“道”的形上學意義及精神價值》（顏炳罡）、《孔子之道及其英譯之法》（楊平）、《〈論語〉“朝聞道，夕死可矣”章新釋》（廖名春）、《孔子“聞道”說新解》（李景林）等。
[2]定州《論語·述而》篇記載：“黑（默）而職（識），學不厭，誨人［不］卷（倦），何有于我哉？”
[3]《韓詩外傳》卷六記載：“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于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
[4]1847年日本創辦的貴族大學“學習院”（現稱“學習院大學”）的“學習”二字就取自于此。
[5]如孔子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說“博學于文，約之以禮”（《論語·顏淵》），等等。后將談到“學道”。
[6]“明年”即魯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
[7]《韓詩外傳》卷六記載孔子論學之言說：“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于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8]《呂氏春秋·尊師》的記載也省去了學和教的對象：“故子貢問孔子曰：‘后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
[9]《禮記·燕義》談到了“學道”：“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10]有關肩水金關漢簡《論語》，參見《金關漢簡“孔子知道之易”為〈論語·知道〉佚文蠡測》（蕭從禮、趙蘭香）、《肩水金關漢簡〈齊論語〉研究》（王楚寧、張予正、張楚蒙）。
[11]有關海昏侯墓漢簡《論語》，參見《西漢海昏侯劉賀墓出土〈論語·知道〉簡初探》（楊軍、王楚寧、徐長青）。
[12]這支簡的正面寫有“智（知）道”等24字，反面寫有“智（知）道”。
[13]在受教過程中，冉求曾受到孔子非常尖銳的批評，“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批評他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論語·先進》）。但他又是孔門十哲之一，孔子稱贊他“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論語·公冶長》）。
[14]“知道之易”是說人懂得道容易，如同《莊子·列御寇》記載的莊子所說“知道易，勿言難”。
[15]《孔子家語·觀鄉射》也載有孔子這句話（“吾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雖記載的禮儀有所不同，但也強調人們通過鄉飲禮節很容易建立尊重長者的倫常：“貴賤既明，降（隆）殺既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足以正身安國矣。”《禮記·射義》也說：“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16]“御”有對當、相當之義，如《詩經·秦風·黃鳥》說：“維此針虎，百夫之御。”但這里的“御”應解釋為“運用”。如《荀子·禮論》說：“然而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
[17]這不是孤立的一個例子。《論語》記載的孔子的言論有不少都有背景，在《論語》中則省去了。如“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子罕》）。從《孔子家語》的記載可以看出，孔子這句話是對顏回說的，顏回又是問子路的。
[18]從孔子的一些論述來看，體現在行動上要比知困難。荀子樂觀地相信，人只要真正懂得了“道”的重要，就一定會行道：“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荀子·正名》）
[19]孔子后學和他的追隨者在一些場合也強調“道”的平易和“道”的人間性特點。如《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再如，《荀子·儒效》說：“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但認識和掌握“人道”即使容易，也不等于按“道”去行事也容易。明白易知的簡單道理，做起來也是不容易的。
[20]如《論語·陽貨》記載：“子曰：‘道聽而涂說，德之棄也！’”又如《論語·子罕》記載：“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論語·泰伯》）孔子用作“路”的“道”這一意義，有可能已是“道”的引申義了。按照“道”的最初構型，它很可能一開始是用作動詞，相當于“行”的意義，作為“路”的用法是后起的。寫法上同它接近的“行”反而一開始很可能是作為“路”使用的，它的行走的動詞義則是引申出來的。（參見曹定云）
[21]孔子談到了“性”說的“性相近，習相遠”，包含著豐富和復雜的義理。孔子也談論了人的才質和才智的不同，這是廣義的人性論的一部分。
[22]“道”分“直”“枉”，“枉道”即不義之道。孔子說的“道不同，不相為謀”（《論語·衛靈公》）的“道”，有可能就是指不義之道。有關“直道”，孔子還說：“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同上）
[23]《禮記》和《孔子家語·終記解》的記載有所不同：“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禮記·檀弓上》）；“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余”（《孔子家語·終記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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