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藝文志》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但真正有《論語》這個書名是在漢武帝時，這是王充在《論衡》里記述的，他說，漢武帝時，孔子的后代孔安國用輯纂成冊的孔子言論來教學生，從那時開始稱之為《論語》。錢穆考證，《論語》中所記其實不僅是出于孔子弟子，也有出于再傳弟子之手的部分，最后的編定者并沒有記載。柳宗元之后，很多人認為是孔門弟子曾參的學生編定，其中理由之一是，《論語》里竟稱曾參為曾子，而且有太多的“曾子曰”。
在漢朝時《論語》有三個版本，流傳的有兩個版本來自魯國和齊國，這兩個版本被張禹合二為一，因為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因此張禹版成為一般儒生所尊奉的讀本。第三個版本是古文論語，傳說是漢景帝時在孔子舊宅的墻壁上發現的，當時只有孔子的后代孔安國研究它，一直并沒有傳授，因為當時誰都不能確定是否偽作，這一官司一直沒有真正了斷。我們現在所讀的還是張禹的版本。
“儒”是何意對于后世儒學也是一段公案，章太炎說是求雨的巫祝，《說文》說儒是術士之稱；胡適說，儒是主持禮儀的教師，出于殷商后代，專以司禮為周朝人服務所形成的一個特殊人群。這個字在后世使用中，那種研習五經孔學并成一時氣候的人被稱為大儒，而衍生出的儒雅、腐儒等詞匯，大概還是與拘禮儀有關聯，現在它又落在了主張復興傳統文化的人口中。
《論語》中的孔子崇周公，周公重六藝，不知孔子因為崇周公而以六藝教人，還是因為他教六藝，而追述周公，當時諸子百家各自所依據的文化資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孔子以教人六藝著名，而“六藝”之名并提卻見于《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藝中的《詩》、《書》、《禮》、《易》、《春秋》相傳是孔子所作，更嚴謹的研究說，是經孔子編輯過的。其實，相隔2000多年來想象孔子的時代根本沒有可能，根據《論語》來揣摩孔子的原意也是少有確證，但是其中的議論，時時會忽然穿越時空出現在今天的某一個場合，其時其景似乎遙遠地對應補充著《論語》中那些沒有被記錄的上下文。有時候，這時間的隔閡又堅不可破，比如對“君子”、“小人”這種詞匯的現實使用是具有道德含義的，而歷史記述中，《論語》說到的君子、小人只是社會階層的名稱，君子是士以上的階層，小人是士以下的人群。周朝的封建等級制度崩潰，作為階級稱謂已經意義不大，在比喻的意義上君子、小人才有了道德含義，由等級區別變為人格區別。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幾乎無法判定這漫長時間的兩端，哪一端的《論語》更是真實的《論語》。
如果盤根蔓節地去追述時間另一端的《論語》，會發現孔子沿用了很多在當時就是傳統的概念，如天，命，仁，樂等，孔子時，仁已經是一個公認的道德原則，而孔子把仁提到了一個更有解釋空間的高度——仁者，人也。于是后世儒家各有所解，莫衷一是。孔子言“性相近”，卻又沒有明確論述，后世弟子孟子闡發“性善論”，荀子論證“性惡說”，性善性惡遂成為后來儒學的一大問題，很多現代學者從中看到了它對人的尊重。
中國思想史家勞思光斷定，孔子立說，原是以政治秩序問題為主，其他關于仁、禮、名、天等等概念都是以解決政治秩序問題為誘因，推而進入的。周公時代被孔子看作是一個禮儀完整的好社會，到了春秋亂世，雖還有周時的遺風，但禮儀背后的觀念內容變化了，周朝制度所依賴的階級秩序已經發生了變化，所以《論語》講“禮”，是在講禮儀的觀念，這個觀念所依據的是人間的秩序，進而更深入地推尋到外在秩序的情感基礎，從兒子為父親隱瞞罪過的自然親情，又歸結到對社會邦國的政治秩序上。
孔子之后，“七十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卿相師傅，小者教士大夫，禍隱而不見”。戰國韓非說，后來“儒分為八”，分別是子張、子思、顏回、孟子、漆雕氏、仲梁氏、荀子、樂正氏。民初楊幼炯考：根據《論語》里提到的“十哲”，這八個人應該分別來自孔子的八個好學生，其中曾子和有子是最有影響力的學生，孟子來自曾子之學，荀子來自有子之學。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記孔子弟子77人的姓名，在《論語》中出現只有29個，從中得見，這些學生在當時就有同門不合的言論，子張就看不上曾參每天三省、戰戰兢兢的做派，漆雕氏是孔門中的武俠派自有理想，子張和漆雕氏的學說早不傳世，“儒分為八”中也就沒有被當作孔門正傳。這也許與《論語》編纂者是曾參弟子的公案有關。
八儒中，在戰國時荀子的思想地位其實高于孟軻，荀子強調了儒學里實用的入世傾向，而孟子開發了心性的倫理觀念。荀子在《非十二子》中，對子思、孟軻的心性說不以為然，指責他們：沒有理解孔子，只學得了一些零碎的知識。所鼓吹的五常，被世上的糊涂人不知真相地往下傳，這是子思和孟軻的罪啊。荀子認為：孔子的思想成體系，言行一致，孔子主講仁，有時仁和智并講，偶爾也講勇，從沒有把仁義理智信平行而論，義和理是從仁和智延伸出來的，被孟子搞成并列關系，就叫做“不倫不類”。
戰國時代，儒家只是百家之一，在后代的儒家傳記里，孟子、荀子并沒有被紀錄為儒，還屬百家諸子。但是孟子1000多年后，從八家之中脫離出來在元朝被奉為與孔子并稱的亞圣人。
《論語》與《孝經》并列
傳聞兩漢儒家多有對《論語》的注釋，但基本都失傳了，最早有鄭玄的注釋還留有一些殘卷，最有名的是何晏的《論語集注》。而后，代有人注。因為《論語》是孔子在教人六藝時的言論輯錄，所以它具有闡釋性，西漢時《論語》、《孝經》并列為小學，作為儒學的基礎讀物，到東漢時立為經書。
漢初的儒者很少有純儒，如陸賈在《漢書》里被列為儒家，他有關歷史的言論很近于荀子，但他言論政治又與老子近似。從叔孫通為漢朝定制了一套禮儀制度，董仲舒以陰陽家言糅合于儒學，漢代儒學向實用政治接近。
《史記·董仲舒傳》記：前134年，漢武帝問策，董仲舒答：《春秋》是天地之常經，可是朝廷是以別的道為樣板，人們的言論思想各種各樣，國家不斷調整政策，臣民都不知該怎么應對，所以，他提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這樣制度統一，法度清楚，臣民才知道遵守什么。
先秦儒，認定人不是單獨存在，一切行為都是人與人交互關系的行為，所以講倫常秩序。從血緣上最近的人際推廣到君臣朋友，所以講制度。但是漢儒沒有利用荀子的政治理論，卻發揮陰陽五行來講五經，因為孔子有天道人道之說，董仲舒的基本概念也是“天”，但他論證天君王是受命于天，所以是天子，天子要以天為法，這是天子該盡的孝道。國家行事如不合天意，天就會顯出災害來警告：君王對臣子沒有禮法，夏天就會多暴風；如果君王的旨意不能被執行，秋天就多霹靂；如果君王視聽不明，秋天就多閃電，春天和夏天就暴雨不斷；如果君王的心胸不寬闊，秋天就多雷。所謂天人感應。因為天是不會變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武帝問策的時候，他對策說的道就是仁義禮智信，所謂五常之道。因為他講陰陽，又把此對應于人事，“君臣、父子、夫妻之義，皆于諸陰陽之道”，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王道之三綱。三綱五常，由天推理出來。
六藝中，《樂》沒有經書傳下，其他五經被奉為國家經典，立五經博士傳授，漢儒根據五經為漢朝制定法制，所以“孔子為漢制法”，而且這一制度一直為后世仿效。
儒學的經書在漢武帝推崇下成為國家經典，為學人所必修，從此以后，直到康有為，凡著書立說，如果要取信于人，無不以五經為名。司馬遷修史自序中道：自周公卒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年，有能繼承孔子正《易傳》，繼《春秋》的，就是我了。“小子何敢讓焉。”從這豪言中大概能看出，司馬遷也是要繼承孔子大業。《史記》之后的中國歷史都本著這個傳統，表面寫世事興亡，榮辱得失，其實是寫治國安邦之道，甚至天命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