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年習總書記在考察曲阜時提出對包括儒學在內的傳統文化要“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到今年6月他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強調“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這是近十年儒學研究的基本遵循。今天座談會的主題是“近十年來儒學研究趨勢的回顧與前瞻”，我這里主要以近20年來學術中國化的轉向為背景，疏理十年來儒學研究的新向度。
所謂近20年來學術中國化的轉向，是就新中國建立以后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歷史進路而言的。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院長王學典教授認為，新中國70年以來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范式經歷了三次重大變遷：一是自1949年開始，“經歷了從民國學術向共和國學術的巨大轉型”；二是從1978年開始，“又經歷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的人文社會科學到‘以現代化（西方化）為綱’的人文社會科學的巨大轉型”；現在“正經歷人文社會科學的第三次巨大轉型，也就是從‘以現代化（西方化）為綱’的人文社會科學向‘以中國化（本土化）為綱’的人文社會科學的轉變”。這個概括的時間劃分和基本意思，我是贊同的，但覺得在提法上需要做點改進：第一次轉型是從多元思潮的民國學術轉變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共和國學術，這里的關鍵詞是“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但這兩者自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逐漸被扭曲為以階級斗爭為綱；第二次轉型是摒棄以階級斗爭為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追求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成為新的學術主流，其中有兩大關鍵詞，即“中國特色”和“與世界接軌”；將這兩大關鍵詞相綜合，形成了在本世紀初學術界主流的第三次轉型，即逐漸轉向對西方學術理論的去魅和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主體性的確立。這就是本文題目所講的近20年來學術中國化的轉向，這與改革開放之初對西學青睞有加甚為不同。發生這樣的轉變是有歷史緣由的。到本世紀初，迥異于西方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已經展現出光明前景，這是以普世理論面目行世的現代西方學術無法說明和解釋的；同時，中國學者在近30年學習西方現代學術理論的過程中，逐漸覺察到這些理論本身的弊端和偏頗。因此，植根中國本土歷史傳統，結合當代中國經驗，發展具有中國主體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潮流出現了。它起始于本世紀初“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大討論，至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而明朗化為：以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體系為主題和使命。這里把“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大討論作為第三次學術潮流轉變的起點，是因為它在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中首先對于西方話語在某個學科領域的“合法性”提出強烈質疑，明確提出了中國哲學“主體性”問題，要求把中國哲學史研究的“講自己”和創新中國哲學理論的“自己講”聯為一體。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儒學研究，是這樣的三次轉向的重要反映。
在第一次轉向中，儒學研究深深打上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印記。由于儒學曾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因而是階級斗爭的對象，文雅點的說法，就是“反面教員”。1957年馮友蘭的“抽象繼承法”以孔子的“學而時習之”為例，認為就具體內容而言，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但在抽象意義上對于今天還是有積極作用的。這遭到了頗具聲勢的迎頭痛擊。1960年和1962年中國科學院山東分院歷史研究所連續兩次召開孔子學術討論會，盡管當時處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弦繃得不那么緊的時段，但依然主要是以階級立場作為分析孔子思想的立足點，“權威”的意見認定孔子的政治立場是保守反動的，其名實觀、天道觀、鬼神觀、仁禮觀都反映了這一點。動亂時期的批林批孔運動中，孔子被定性為反動階級的祖師爺。
在第二次轉向中，與“中國特色”相應，儒學研究的撥亂反正首要的是揭示儒學尤其是孔子的本來之“色”，從1986年創刊的《孔子研究》的“發刊詞”以及前兩期的“孔子研究筆談”可以看到這一點：“發刊詞”強調“用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孔子和中國傳統文化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加以深入系統的研究”；“孔子研究筆談”與之呼應，要求“還孔子以歷史本來面目”（邱漢生語）。反映“與世界接軌”的，是中國匯入了現代化的世界潮流，應當怎樣對待自身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學，這是從1980年代中葉勃發的“文化熱”到1990年代興起的“國學熱”中的核心問題。“文化熱”的重頭戲之一，是譯介西方現代思想，而這往往與討論傳統文化（儒學）與現代化有著緊密關系，《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譯介突出地表現了這一點。通過“文化熱”“國學熱”的爭辯，主流意見是：“把中國傳統文化放在整個世界文化發展的總趨勢來考察，使中國文化的真精神和現時代的時代要求接軌”。
在第三次轉向中，近十年來的儒學研究中出現了以下五方面的新向度：
一、從與馬克思主義研究的“隔行”到“同行（xing）”。“學術中國化”最初是全面抗戰初期，在延安和重慶的“馬列主義文化人”對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響應，其使命是在學術領域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這依然是第三次轉向的學術中國化的重要方面。在1990年代下半葉比較流行的是馬克思主義與傳統文化的“對話”，這具有“隔行”間溝通的意味；同時，主張與傳統文化結合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題中之義的，大多是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者，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此應者寥寥。近十年來情況發生了很大改變，馬克思主義和傳統文化相結合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研究領域中的顯學，查看“知網”，可知這十年來就此發表的論文有3800多篇，而作者絕大多數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承擔諸如“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古典哲學的比較匯通研究”之類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的首席專家的情況也是如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研究和儒學研究已成為攜手同行的關系。
二、創建當代儒學新形態的“接著講”成為學術追求。學術中國化要求把優秀傳統文化作為創造學術成果的沃土，使得這些成果是和傳統文化血脈相連的。近20年來，努力講清楚儒學文本義理的“照著講”有很多出色的成果，但更值得關注的突出現象，是研究者明確表明自己的理論體系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儒學的“接著講”，即新形態的儒學，這在近十年尤為顯著。李澤厚曾認為自己屬于所謂的儒學第四期，他提出的情本體論，作為當代儒學新形態的一種構建，是近十年來構建儒學新形態的重要參照。張立文在這十年里不斷完善自己的“和合學”，使其成為當代儒學的重要形態。蒙培元認為儒家哲學是“情感哲學”，近些年人們將其學說稱為“情感儒學”。牟鐘鑒提出了“以仁愛為體，智能為用”的“新仁學”。陳來構建了“仁學本體論”，是“將儒家的仁論演為一仁學本體論”。這似乎重回“新理學”“新心學”的時代，但這重回有著新的時代意蘊：儒學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煥發了新的理論活力。
三、對于經學的關注達到了以往未曾有過的地步。從《漢書·藝文志》到《四庫全書提要》，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形成了以經學為核心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因而高度關注經學的本質是揭示和闡明中國傳統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學術中國化必須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這就不能割斷與這些中國傳統體系的聯系。近十年來單個學科（如文學、史學、哲學、政治學、文獻學、語言學）儒學研究都涌現了豐富的成果，然而綜合單個學科的經學研究的興盛無疑是十分引人矚目的。這樣的研究不僅僅是對經學的歷史進行再疏理、再審視，而是強調儒家的“六經”是中華民族的經典，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根”與“魂”，由此進一步研究其“根”與“魂”是由怎樣的學術體系、學科體系、話語體系構建起來的。經學在傳統社會是封建統治的重要政治安排，有著較強的政治意涵。因此，近十年來隨著經學研究的盛行，儒家政治哲學也在儒學研究領域崛起為顯學。
四、從書齋里的學問轉向以滋養民眾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為己任。學術中國化是要讓學術走進大眾。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2月指出：“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時代價值，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由此儒學研究發生的一個顯著變化，是一批學者突破囿于書齋的研究，把如何使儒學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精神資源作為研究課題。這方面最為凸顯的是企業儒學與鄉村儒學。企業儒學立足儒商傳統，以培育新儒商為使命，現在已有全國性的博鰲儒商論壇，召開了全國新儒商團體聯席會議，著名的管理學刊物《企業管理》在2022年和2023年發表了多篇企業儒學的論文。鄉村儒學正在很多地區（尤其在山東）蓬勃發展，儒學講堂、孔子學堂置身于鄉野農舍間，儒學融入于鄉村振興的實踐中。習近平總書記站在“促進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高度”上，指出：“鄉村是我國傳統文明的發源地”“鄉村文明是中華文明史的主體，村莊是這種文明的載體”，說出了鄉村儒學開展的意義：不是重回農耕文明，而是服務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化文明。傳統經典進入國民教育課堂的研究、家風以及家教的研究等，也是這個向度的重要表現。
五、西學專業的學者以跨文化、中西比較的視野研究儒學。這是學術中國化在西學研究領域中的表現，即研究西學是為了更好地認識中國，進行交流互鑒。改革開放以來，中西比較曾流行一時（尤其在1980年代），但大多流于表面和膚淺。這個狀況在近十年有了較大改變，原因之一，是一些有很好西學素養的學者進入了儒學研究領域，這里以張世英、張祥龍、倪梁康、孫向晨為例，略作闡述。張世英提出把西方近代“主體—客體”關系式吸取和充實到中國傳統（包括儒家）的“萬物一體”的精神境界中來，形成“中國式的‘后主客關系的天人合一’”。張祥龍著有《家與孝：從中西間視野看》，進行“孔子的現象學闡釋”，認為孝是儒家的根本、中華文明的基石，而在西方價值體系中從沒有占據十分重要的地位；但西方哲學中廣義的現象學為探尋孝的哲學基礎提供了新的思路。倪梁康從其老師（瑞士現象學家耿寧）的研究成果出發，溝通胡塞爾現象學與王陽明心性學說，認為現象學為心性論研究提供了本質直觀和超越論的還原的方法，形成“心性現象學”。孫向晨的《家：個體與親親》比較了中西文化敘事中的“家”，主張以源于西方傳統和儒家傳統的“個體”和“親親”，作為“雙重本體”來形塑現代人的“家”，讓“歸家”成為現代人的共同命運。他們“跨界”的研究成果，是近些年儒學研究領域的重要話題。這實際上是把儒學引入了與世界上其它思想的百家爭鳴。
這些在學術中國化背景下的儒學研究新向度，都體現了對于建設中華民族現代化文明的思考。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主張高度契合性研究”（編號：23ZDA009）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陳衛平，華東師范大學中國現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