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鄉村振興是黨中央、國務院近年工作的重心之一。其實整個近代以來，中國社會面對“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鄉村的破敗和衰落始終是中國實現現代化、中華民族實現復興以及中國人民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核心問題之一。這一問題的一個核心點在于傳統中國近三千年的社會一直是農業為主、農民與地主為主體的社會，而西方近現代文明的社會則是工商業為主、資本家與工人為主體的社會形態。而工商業為主之西方近現代社會的工業革命所形成的生產力形態和生產關系樣態，徹底改變了傳統中國的生產狀況和人際關系。這具體講來可以分成內外兩方面：就外在來說，是西方近現代文明尤其是工業生產和城市文明形態所形成的經濟、政治、文化新形式、新中心，造成了原來農村生產生活方式的急劇衰落以及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徹底轉移。當然，中國從唐代以來，以宋代、明代為高峰，已經開始形成城市為中心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但這種形態是和鄉村能夠進行良好互動的，而近代以來的工商業式的城鄉關系則打破了傳統中國的這種城鄉互動，尤其是具有人員流動性的良性城鄉關系，而使得城市對農村形成了一種虹吸甚至吸血的效應。由此，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農村都破敗起來。就內部來說，則是農村自己的生產方式、生活樣態等都因為自身的去中心化和邊緣化乃至破敗化而產生了徹底的變化。以人際關系而言，傳統中國的倫理為本位的鄉村形態漸漸變得以個體為中心，甚至以冷冰冰的利益為中心；以生產方式而言，傳統中國的小農經濟即以個體乃至小家庭為中心的經濟形態難以再創造實現富裕的經濟效益，或者說必須采取新的生產方式才能夠有更好的生產效率，進而產生足夠的利益，否則就只能在貧困線左右的低水平進行生活生產。
可見，近現代以來的中國鄉村始終面臨兩個方面的建設問題，或者說鄉村振興需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鄉村必須更新自己的生產方式，讓自己的生產效率、生產利益等大幅提高；另一方面是鄉村的文化樣態及人際關系仍要適度維持傳統的倫理本位的人情社會，盡量免遭現代工商業原子式個人中心主義的影響。為了挽救鄉村的破敗狀況、扭轉鄉村衰敗的趨勢，近現代的中國從政治勢力到知識分子乃至鄉土中的有識之士，都進行了諸多努力。梁漱溟、晏陽初等在民國時期進行的鄉村建設、平民運動等，是以知識分子為代表進行下鄉的一種鄉村改造運動。他們的優點是參與的知識分子和鄉紳等人士參與熱情很高，并也得到政府的適度支持。但正如梁漱溟所講的，他們的鄉村建設運動的根本困境在于他們在動，而真正應當動起來的鄉村不動；換句話說，農民作為鄉村的主體，是沒有被鼓勵著動起來的，他們自身挽救鄉村狀況和改變自身生活的積極性非常不足。與此同時，國民黨政府也進行了一些鄉村建設、鄉村治理運動，而其面臨的根本問題同樣是無法真正令農民自身動起來。當然，這其中的一些問題也在于參與鄉村建設運動的一些政府人士向和相關人士動機不純，從中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的事情很多，結果不僅沒有拯救鄉村，反而讓鄉村變得更加污染。在當時，真正能夠讓鄉村尤其是農民動起來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改運動。因為中國共產黨從馬克思主義中接受了教育，知道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原理，因此他們發現土地問題乃是農村問題的根本，而歷代中國的農民運動大都以均田為根本追求，所以中國共產黨以土地革命作為拯救鄉村、讓鄉村自我改革的基本方式，也確實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不過，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也留下了一些問題，即雖然有文字普及、消除文盲等文化普及方面的工作，但整體上來說對農民的傳統倫理、人情風俗保護不足，甚至因為過度號召人與人之間的革命性而傷害了傳統中國的鄉村倫理。
因此，我們當下進行鄉村振興運動，一方面要重視經濟方面的問題，真切改善農民的生產生活方式，否則無法讓農民真正動起來；另一方面也要注意生產關系特別是鄉村文化、人際關系的問題。只有這樣，農村才能一方面具有活潑潑的生產力，從而有足夠的經濟效益產出，吸引更多人留到鄉村甚至回到鄉村、來到鄉村；另一方面才能讓鄉村的人際關系冷漠等在傳統文化的倫理人情味中得到拯救，使農民擺脫冷冰冰的利益社會而形成具有人情味兒的中國鄉村狀態。正是在這種認識與思考下下，筆者在山東掛職期間到壽光和青州的諸多鄉村進行了考察調研，了解了當地的鄉村振興情況，尤其是其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工作所產生的諸多作用。當然，這主要還是體現在對人情社會的重建上，但是頗為有趣的是，對人情社會的重建也會帶來溢出性的效應及經濟的發展和鄉村關系的和諧、穩定。
二
就筆者在壽光和青州的調研情況來說，他們通過各自的方式，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入手，為鄉村振興作出了很多貢獻。
壽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模式是一種由上自下、多點開花、普惠度更廣泛的模式。壽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主要是由壽光市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的主席王茂興先生推動的，王茂興曾任壽光市政協主席，退休后在關工委工作，因其個人既對壽光人民有深厚的感情，同時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非常熱心，從而認為兩者的結合可以帶來雙贏的結果，因此他利用自身多年的各種資源，在壽光自上而下進行了一系列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利民、利壽光的行動。在他的領導下，壽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主要由以下幾個方面組成。
（1）婚姻調解。王茂興主席發現，壽光因為經濟發展比較快，所以其縣鄉村出現了某種城市病——離婚率偏高的問題。為此，王茂興主席帶領他的一批義工團隊在壽光市民政局離婚處安排了婚姻調解的工作。由壽光市的數百位義工組成了十余個團隊，每天在民政局離婚處進行調解，即每對想要離婚的夫妻，要求他們在離婚前先要到婚姻調解處接受調解。調解工作的是由壽光市的諸位義工組成，他們會通過傳統文化的夫妻之道、父子母子之道等，給要離婚的人講解家庭的重要意義，尤其是夫妻之間關系的來之不易以及親子關系的重要影響等，從而達到一定程度上緩和夫妻矛盾進而讓夫妻暫緩離婚，從而能進入一定程度的冷靜期，乃至讓家庭回歸于平和的狀態。盡管目前的勸和成功率只能達到三到四成，但事實上已經讓壽光連續增長的離婚率開始進入了平穩期，甚至這兩年開始出現了回落，從而更好地維護了家庭的和睦以及社會關系的和諧。這樣一種模式顯然是只有借助自上而下的力量才可能推動的，否則是難以進入民政系統而發生普遍作用。
（2）幸福餐廳等。以王茂興主席為中心力量的團隊，借助諸多的行政資源，在壽光的很多鄉鎮、街道和村落開展了餃子宴、生日宴、幸福餐廳等活動。所謂餃子宴、生日宴、幸福餐廳，是以幸福餐廳為主體而共同構建的一種幫扶老年人、讓老年人吃好飯甚至具有公共生活空間的一種活動。幸福餐廳是王茂興主席等借鑒雨花齋的工作模式，在一些街道、鄉鎮進行的農村養老模式的一種探索。他們發現，農村老人養老最關鍵的問題是每天的吃飯問題，因為他們的兒孫即使在壽光本地工作，也會有中午不在家的情況，這樣老年人的吃飯問題就成了他們生活的最大難題。為此，他們開設了幸福餐廳。即由個體每頓飯拿出一二元，由村、街道等每頓拿出更多的部分，保證每個村民至少中午能吃上一頓成本在十元左右的飯菜，要求至少是一葷一素甚至兩素一葷，然后有主食和湯。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又進行了餃子宴和生日宴的設置。餃子宴即在每月拿出一天為老人包餃子、吃餃子。因為在中國傳統中，吃餃子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情，所以通過餃子宴可以讓老年人感受幸福感。生日宴則是為80歲以上的老人，當他們生日的時候，為他們改善伙食，尤其提供生日蛋糕，這樣就讓老年人有了更強烈的幸福感。通過幸福餐廳、餃子宴、生日宴，農村的老年人得到了老有所安老有所養的幸福感，尤其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老年人之間多年可能的積怨，通過晚年的共同生活、共同養老得到了解決，從而讓村子中很多陳年問題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緩解，大大改進了村民之間的關系，也促進了村委、鄉鎮工作的推進，這是意想不到的成果。當然，其中最關鍵的還是為中國農民的養老問題，探索了一種個人和集體互動的良好路徑。
（3）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如上所述，因為由王茂興主席所領導的團隊得到了壽光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他們在市委市政府南邊的壽光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專門開辟了辦公和教學的基地，從而為他們的老年大學、傳統文化人才培養、傳統文化經典教育等開辟了豐富的空間，讓他們有了日常的活動基地。借助這一活動基地，壽光的傳統文化教育有了一個中心地點，從而借助這個中心地點培養更多的具有一定素質的義工團隊，并為散落在當地各個書院、鄉鎮、街道、村落的傳統文化培訓點進行相關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王茂興主席的團隊也經常在壽光市委黨校和壽光農村干部學院舉行大型的鄉鎮機關干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訓活動，并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推入到了機關單位、企事業單位等壽光的諸多領域，這就帶動了更多的干部群眾加入其中，并獲得了豐厚的難以預想的效果。如有更多的壽光的基層村委開始支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而這就讓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孝親敬老、和諧和睦作用，在壽光更多的鄉村中開展出來。
青州的模式與壽光不同，它是由中國社科院宗教所趙法生研究員作為當地杰出人士號召一大批民間志愿者共同推動，依靠民間力量和得到村委支持為主的鄉村振興和傳統文化復興嘗試。趙法生研究員認為，儒學復興有學術理論實踐落實兩個層面，兩者都很重要。尤其是有鑒于傳統中國人以“家”為中心的宗法社會解體后，新型可以安頓民眾身心、生命的社會自組織形式尚未形成，所以他在青州進行了鄉村儒學的一系列工作，嘗試以儒學為原點，為生活在鄉村的人重新建立一種美好的公共生活。有別于壽光自上而上的普及面更廣的形態，青州的模式是以幾個具體村落的鄉村儒學講堂工作和縣中心的松林書院儒學普及工作展開的。因此他們的模式是由一批具有極強責任心和極大愛心的義工，每周定期到鄉村儒學講堂去進行義務服務工作，同時在縣中心的松林書院進行傳統文化教育工作。這兩種工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我對青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以另一種模式進行相應討論。
（1）關于兒童。青州的鄉村儒學一方面針對鄉村的留守兒童，另一方面也針對縣中心希望接受傳統文化教育的兒童。這些孩子在父母或祖父母的帶領下，到鄉村儒學講堂或松林書院來學習相關課程。課程一般包含經典誦讀、德音雅樂以及一些身體鍛煉和布置回家孝敬父母的實踐活動等，如學習《弟子規》《孝經》《論語》《孟子》等經典，學唱《游子吟》等詩歌，讓兒童回家后參與家務乃至為父母洗腳等，從而讓兒童對中華傳統文化耳濡目染的接受到其中精華的部分，并真切改變他們的精神氣質和生活態度。
（2）關于中年。這部分內容主要是針對來鄉村儒學講堂和松林書院接受教育的兒童的父母，因為他們有興趣、有意識想讓孩子學習傳統文化，則他們自己也希望在其中受益。為此，趙法生研究員和他的義工團隊，開發了一批針對中年的學習課程，既包括傳統文化經典的學習，如《弟子規》《孝經》《了凡四訓》等，也包括兒童教育方法、兒童心理改善等課程；另外，他們還專門開始了中年人交流的空間，讓他們交流學習心得、家庭困難、教育經驗等。應當說，這部分工作取得了超過預期的效果，因為中年人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但其實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生活狀態特別需要被關懷、被輔導，而當前社會恰缺乏這方面的相關工作。而青州鄉村儒學利用中年送孩子來學習的時間，對他們也進行相應的教育、撫慰工作，由此獲得了更多的認同，也讓諸多參與者和家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
（3）關于老年。這部分內容主要針對鄉村的留守老人，因為生活在縣城的老年人一般還具有過得去的生活狀態，而鄉村留守老人的生存狀態其實頗堪憂。為此，趙法生研究員和他的義工團隊，每周到鄉村儒學講堂組織鄉村老人來一起學習傳統文化——實際上是通過學習傳統文化為老人們構建一種公共生活空間，從而讓他們能更好地互相交流，以緩解他們的孤獨；同時義工團隊會傾聽老人們生活中的困苦并對他們進行開導和一些問題的幫助解決，另外義工團隊中也有一些中醫保健醫生，他們會為鄉村老人解決身體上的一些痛苦。另外，趙法生研究員目前也在嘗試開展一些鄉村老人養老的實踐嘗試，但目前情況還不太成熟。
三
筆者通過在壽光和青州進行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的調研，發現相對于梁漱溟、晏陽初等人的鄉村建設運動尤其其中的傳統文化復興來說，壽光和青州的相關工作有三點具有重要意義和值得借鑒的地方。
首先，鄉村重建的推動主體問題。雖然壽光和青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中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不同形態，但即便是自上而下的形態也是由鄉村干部推動的，他們對鄉村情況及民眾需求的了解程度要遠遠高于梁漱溟、晏陽初等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如梁漱溟曾說，他在搞鄉村運動之前，跟農村沒有關系，因此，他對鄉村農民的痛癢問題其實沒有最真切的了解。而青州、壽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都是由鄉村中的干部群眾以及來源于鄉村的縣級文化人士推動的。因此他們所進行的諸多傳統文化和鄉村振興結合的活動內容，都能直切當地農民的切身需要和心中所想，所以確實能夠深入地對農民生產生活和鄉村振興有實質性幫助。
其次，鄉村重建中的空間問題。梁漱溟、晏陽初等所從事的鄉村重建運動一方面試圖和民國政府保持一定距離，尤其希冀知識分子下鄉所帶來的中立性，從而讓鄉村重建運動保持一定的中立性、獨立性；另一方面又需要民國政府給予必要乃至充分的經濟、科技等方面的支持，從而讓鄉村的經濟狀況得以振興。這其間的巨大張力，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們的鄉村重建運動推動難以進行。而在壽光、青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中，我們可以發現兩種不同樣態所帶來的差異性張力以及對此問題的更豐富理解。（1）雖然如壽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模式和壽光市委市政府有很多關聯，但因為其從事最基層工作的主體還是以中小學教師等民間義工為主要構成的，因此其所以其展開工作的很多形態還是具有一定中立性的，也就是可以對民眾有真實的、中立的而不是單純出于宣傳等目的的切實幫助的。（2）青州的情況則幾乎是由縣城義工和鄉村農民為主體進行的，其中立性較之壽光更強。當然，青州的這種中立性并不是徹底的獨立性，而是和當地村委有良好的互動關系進而能夠獲得鄉村空間支持的。可見，追求徹底的中立性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而是應當在張力性中尋求對農民最有益的互動狀態和適宜當地的工作方法。
最后，如前所述，梁漱溟所擔憂他所從事的鄉村建設運動的最大的困難在于鄉村的主動性問題，也就是農民的積極性問題；而這個問題無論是在壽光還是青州來說，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解決，即農民經過了一段時間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后，都開始具有自發、自主的動的傾向，他們的積極性正在日益高漲。而因為上述壽光、青州的兩種形式有所不同，他們的具體情況也有一定差異。因為青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的中立性更強，所以義工和村民的互動性更強，當然由于這種中立性造成他們的普惠面會比較小，但的確相關工作的互動性、村民受益的深入性要更加豐厚一些，幾個村子的村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大部分被調動起來。壽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在互動深入性和農民主動性上相對青州要弱一些，但是因為其自上而下的力量更強，因此普惠面較之青州要覆蓋的廣泛很多，所以它事實上讓更多的農民，哪怕只是一點點的動力，但也開始在農民中種下改變鄉村的種子，從而讓更多的人受益。尤其是壽光日益制度化的幸福餐廳、餃子宴、生日宴等，在解決農民養老問題的同時，也構建了農民的公共空間，從而一定程度上使村里的一些陳年問題得到了緩解，客觀上促進了村民之間的和諧和村子的穩定，因此更多村民的主動性、積極性已經開始被調動起來。
當然，壽光和青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中也有一些問題值得繼續探討和深入思考：（1）未來鄉村振興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能否形成更加完善而持久的民間力量和政府互動支撐的結構：一方面，民間力量能否得到更多經濟資助和相關支持，以及自身內部的組織結構能夠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政府能否持續給予民間力量一定空間，并與之進行良性互動？（2）未來鄉村振興中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能否和學術界深刻互動，實現良性的梁漱溟意義的“知識分子下鄉”？尤其重要的是，學術界能否為民間、鄉村提供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資源與意義理論？這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是學術界應當起到正視聽的作用，比如在目前鄉村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中，一些參與者因為對傳統文化的認識不夠深刻尤其對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沒有了解，所以還拿著傳統文化中的一些糟粕（如男尊女卑等）來進行工作，這雖然起到了一些短時效果，但長久看來，將造成很大傷害；二是學術界應當為民眾真正提供可以為他們安身立命的新理論，即為普羅大眾提供令他們能身心安寧的“信仰”理論，但目前這方面的成果是非常少的。（3）一個有趣的現象是，無論是在壽光還是青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中，女性的參與積極性和人數要遠遠超過男性。其中原因不僅是男性外出打工的因素，也有中老年男性恰恰缺乏公共性生活追求的因素，因此未來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中能否吸引到更多男性參加，以及男性能否通過其深入參與為鄉村振興帶來更多的積極因素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4）這是事關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持久性的真正問題——當鄉村兒童成長后乃至走出鄉村后，他們是否能參與并逐漸予以反哺？從而為鄉村的持久振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的長期展開帶來無窮的動力，而這就不僅需要鄉村振興中的文化建設工作，更需要鄉村振興的經濟發展等方面予以配合。
總之，壽光和青州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在近年來如火如荼的展開著，它們不僅為鄉村振興帶來了文化上的改變力量，而且浸潤所及，帶動了鄉村的人際關系和諧、鄉村管理的有效乃至鄉村經濟的發展。這提示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具有多樣的利益人民、利益國家的作用。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些問題值得反思、一些工作應當得到進一步提升。這既需要現實參與者自身不斷進行反省，更需要學術界幫助他們進行思想水平上的提升、觀念理論上的更新乃至更多外來資源的引入，只有這樣，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弘揚和普及工作和鄉村振興的良性互動才能更加持久并讓更多的農民受益。
作者簡介
王正，男，1983年3月生，北京人。2015年6月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工作。2017年6月評為副編審，2022年6月評為編審。現任《中國哲學年鑒》副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孔子學會理事，《中國儒學》編輯部主任。出版專著2部，主編論文集1部，在《哲學研究》《道德與文明》《倫理學研究》《中國哲學史》等權威和核心期刊發表文章40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轉載，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1項。入選第五屆“士恒青年學者資助計劃”。主要研究方向為先秦哲學、儒家工夫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