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陳來
朱子的四書學研究，一向是以《四書集注》為主的研究。按傳統(tǒng)的說法，朱子晚年在臨漳合刻四子書，即把原來各自分立的論、孟、學、庸合為一體刊印，是“四書”成立的標志。不過事實上，正如本書所顯示的，朱子中年時期已經在學術理念上將四書的研究合而為一，即以集注或章句的形式，把二程為代表的理學思想貫穿于四書的注釋之中，顯示出他在理念上早已將四書視為一體了。在這個意義上，臨漳四子的合刻，是朱子自中年以來已經建立的四書整體觀念的一個重要的顯現和結果。
在朱子四書學著述的形成問題上，本書做了認真的文獻考察，指出朱子生時對四書的注釋，在單行本外，或《論》《孟》集注合刻，或《學》《庸》章句合刻，在其生時尚未及合刻《四書章句集注》，從而對以往在這個問題上的各種混淆的說法做了嚴謹的厘清。本書又指出，朱子對四書的或問著作，其中《論孟或問》成于其四十八歲，而《學庸或問》后來不斷修改，故前者多代表其中年思想，而后者反映其晚年思想，這是需要加以分別的。本書還指出，《論孟精義》一書曾經前后修訂，刊刻名稱亦有改變，庚子本為最后定本；而今流行的《精義》本并非定本，由此在文獻上對《精義》定本努力做了復原。與以上這些研究相關聯(lián)，作者還在朱子學四書文獻上做了細致而扎實的文本考辨。本書對中華書局《四書集注》點校本做了細致的校勘，廣泛涉及到引文句讀、行文句法、人名誤漏、校刊疏忽等方面，提出了不少質疑和改正，頗見功夫。本書還對朱子書信中涉及四書的部分，做了新的考察，重新考證了幾十封有關四書的朱子信札，使其分析結論具有堅實的基礎。以上所說各點，是本書在朱子四書學文獻研究上的重要結論和重要貢獻，值得充分表彰。
事實上，本書的內容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傳統(tǒng)朱子四書學領域的研究，如上面所說；一部分是關于朱子《四書集注》的詮釋研究，后一部分內容豐富，方面亦廣。新世紀以來，“經典與詮釋”成為學界流行一時的主題，也引導了許多學者的問題意識和研究取向。本書亦受此影響，在四書的經典文獻研究之外，《四書集注》的詮釋成為本書的一個主要內容。這種問題意識與已有的朱子哲學研究有所不同，拓展了朱子學研究的面向。作者通過對朱子四書集注與或問形成的過程的具體考察，揭示了朱子的詮釋思想，指出詮釋方法及其變化對朱子四書詮釋的內容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作者通過對《四書集注》中朱子對500余條引文的改寫的考察，歸納出其改寫的兩種類型，具體呈現了朱子寓作于述的特點。作者還梳理了朱子與南軒有關其《癸巳論語說》的辯論，由此探討了朱子青年時代到中年時代逐步突破二程的解經理念，建立起自己集漢宋之長的詮釋方法的過程。作者認為朱子四書學不僅樹立了一套新的經學系統(tǒng)，而且形成了新的詮釋理論。
作者對四書集注詮釋思想的研究，顯示出其思想史研究的特點和學風，即一方面通過詳細的、具體的深入考察，來進入詮釋研究的細部，另一方面注意揭示朱子思想前后演變，展示其四書學詮釋的動態(tài)發(fā)展過程。這都是目前經典詮釋研究中所缺少的。同時，作者論述了朱子四書集注對四書各章節(jié)的闡發(fā)中表達的理學思想，尤注重其中的功夫論。近十數年來，功夫論的問題意識已為宋明儒學研究者普遍采用為內在研究的理路，此種儒學研究的意識也與以往哲學史研究有所不同，擴大了哲學史研究的范圍。這些變化在這本書的特定研究中都得到反映，體現出作者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范式已進至學界的前沿。
許君家星，研究朱子四書學多年。本書以其十年前完成的博士論文為基礎，經過長期的補充和修改，而最后完成。書將出版，承許君的雅意，要我寫一序文。我讀過書稿之后，深感這是一部朱子學研究的佳作。由于許君從事朱子四書學研究多年，已有較長久的學術積累，在各方面都具備了良好的基礎，又能廣泛吸收已有的學術成果，故使得本書能夠把朱子四書學的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作者的研究力求把文本分析與義理解釋融為一體，以朱子四書文本研究為基礎，以忠實闡明朱子四書學本意為宗旨，注重文本的詳密分析和深入解讀，并注意在朱子思想前后變化中把握其四書學，其研究方法實為得當。在我看來，在有關朱子學四書研究的諸問題上，本書都依據史料，作出了確實有據的論斷；其中的發(fā)明論述，多有前賢所未及處；其研究的細致與深入，亦為以往朱子四書學研究所未見。本書可謂迄今為止有關朱子四書學的最富有成果的研究，也是近年來我所看到的最見功夫的朱子學研究的成果。我期望在朱子學界將有更多的這類著作出現，使朱子學研究不斷深入發(fā)展。
陳來
2019年8月10日于京郊小湯山
序二/李景林
中國思想學術有一個源遠流長的經典詮釋傳統(tǒng)。通過經典的詮釋，賦舊典以新義，以面對時代的問題，因應當下的生活，形成切合現實、具有當代性意義的新的思想論域和義理系統(tǒng)，成為中國古代思想和哲學家之“立言”或思想創(chuàng)造的基本途徑和方式。錢穆先生論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特標舉孔子、朱子為其精神之象征，而謂中國思想文化“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孔子集前古學術思想之大成”，朱子“乃集孔子以下學術思想之大成”，其對儒學乃至整個中國思想文化發(fā)展之創(chuàng)辟與發(fā)展之功，彪炳史冊，“無第三人堪與倫比”。孔子與朱子的思想學說，乃集中體現了這一思想創(chuàng)造的方式和經典詮釋的傳統(tǒng)。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按照朱子的解釋，述是“傳舊”，作是“創(chuàng)始”。“作”為圣人之事，“述”則賢人之業(yè)。古人講“述而不作”是孔子的謙辭，這當然沒有問題。不過，更深一層說，孔子這個“述、作”之義，實開創(chuàng)了中國文化和思想學術創(chuàng)造與發(fā)展的一種獨特的路徑和方式。
孔子言“士志于道”，自謂“朝聞道，夕死可矣”，乃終生以求道、達道為職志。又自稱“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其心已達人不知不慍，遯世無悶，誠獨對越在天的“聞道”之境。是孔子所謂“述而不作”，并非無所創(chuàng)作。特其所謂“作”，乃寄寓于經典系統(tǒng)的建構與詮釋，而非獨成一套形上學的理論體系以立言。西周學在官府，經籍典章掌于官司，官守學業(yè)出于一源。孔子生當周室衰微，詩書禮樂廢缺的春秋季世，乃起而論次《詩》、《書》，修起《禮》、《樂》，贊《易》，修《春秋》，刪定六經以為教典，開私學以教化于民間。然孔子所定六經，并非一般意義上的幾種教材，而是一個具有內在思想整體性的經典系統(tǒng)。孔子于六經，最重《易》與《春秋》。三代之《易》，曰《連山》、《歸藏》、《周易》，本皆卜筮之書。孔子晚而好《易》，作《易大傳》，“與史巫同途殊歸”而歸本于“德義”（哲學），轉變《周易》為一展顯天地陰陽之道的哲理系統(tǒng)，以寄托其“性與天道”的形上學理念。《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其所重在“義”，以寓褒貶，別善惡、正名分，寄托其倫理和價值的理念。孔子以此貫通六藝，將其形上學與教化的理念寓諸一套以六經為中心的經典系統(tǒng)。孔子所開創(chuàng)的這個寓述以為作的立言方式和經典詮釋傳統(tǒng)，凸顯了一種歷史連續(xù)性與現實關懷相統(tǒng)一的哲學精神，規(guī)定了中國思想學術創(chuàng)造的一種根本的思想進路。
朱子集北宋以來理學之大成，構成了影響嗣后中國思想學術達數百年之久的一個宏大精深的思想系統(tǒng)，其思想創(chuàng)造之路徑，亦不外乎上述孔子所開創(chuàng)的這一寓作于述的精神傳統(tǒng)。
漢唐儒略偏重于治道與經訓，東漢佛教傳入中土，經魏晉以迄隋唐，社會人生之心性與精神皈依一面，積漸入于釋老之途轍。宋儒興起，旨在為儒家的外王事業(yè)建立其自身的形上價值根據，以接續(xù)原始儒學固有的人文傳統(tǒng)，“重興儒學來代替佛教作為人生之指導”，逐漸形成了一種以“心性義理之學”為其精神特質的儒學系統(tǒng)。宋儒的經典詮釋，由是一改漢唐儒因循師說，偏重章句訓詁與經義疏解的傳統(tǒng)，而注重于悟道傳道，據經典以抒發(fā)心得，創(chuàng)標新義。一時學者率以己意說經，疑經棄傳之風盛行，理學諸儒，疏于著述，類藉“語錄”以說經論道。宋代經學，遂進入皮錫瑞所謂“經學變古”的時代。儒家依經典詮釋以立言，其在經典與新說之間，常保有一種內在的平衡與張力的關系。歷代學術，所重不同，亦各有利弊，如偏執(zhí)一端而不知返，不能保持此兩端之互攝平衡，則其學亦將流宕失據，而趨于衰歇。漢唐儒偏于經訓，長于因循而失之淺陋。北宋以來，理學家則重在證道，長于創(chuàng)說卻不免流于空疏。朱子早年亦受此種學風之影響，后則對此舍經談空，“自作一片文字”的學風之弊，有深刻的反思：“某舊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后來李先生說，令去圣經中求義。某后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也”。因此，朱子之學，乃自覺地兼綜融貫漢唐經學與北宋以來的理學新傳統(tǒng)，以極宏大的思想格局，通過對古代圣道傳承、宋代學術新統(tǒng)、新經典系統(tǒng)、心性義理思想、社會禮儀系統(tǒng)的重建，以及對民間學術與經典傳習的關注與推動，構建出了一個宏偉的思想藍圖和學術系統(tǒng)。其在經學方面，則因任時代及儒學思想視域的轉變，著力構建出一個以四書為重心而輔以五經的經典系統(tǒng)。其對經典的詮釋，亦特別重視吸收漢唐經學之所長，本漢唐注疏以別章句、通訓詁、正音讀、考制度，在此基礎上來闡發(fā)心性義理之精微。在這里，經典與思想之間，乃顯現為一個緣生互動的動態(tài)過程：一方面，詮釋原則和思想重心的轉變引發(fā)與之相應的經典系統(tǒng)重構；同時，經典的詮釋又使如太極、理氣、理欲、性命、心性、性情、性氣、格致、本體工夫等觀念凸顯出來，構成為一新的話題系統(tǒng)和理論視域，經典由此乃以一種意義重構的方式顯現為活在當下的思想。“綰經學、理學為一途”而集漢唐經學與宋代理學之大成，成為朱子思想學術的一個重要特點。朱子窮畢生之力所著《四書集注》，便是凸顯此一經典詮釋方法的典范之作。它把孔子所開創(chuàng)的寓作于述的經典詮釋和立言方式發(fā)揮至極致，而其所確立的“四書學”體系，亦成為影響嗣后數百年中國思想、學術、文化、教育及價值觀念的核心經典系統(tǒng)，其在當今社會，仍然發(fā)揮著重要的思想和教化作用。
現代以來，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的研究經歷了一個現代轉型的過程。儒家這種經由經典及其意義系統(tǒng)的重建以“生產”思想的立言方式，為源自西方的學科化模式所代替，包括儒學在內的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基本上被納入到西方哲學的概念框架中來進行研究。百年來，在這種模式下，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的研究實現了現代的學術轉型，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也出現了很多的問題。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方法與內容的疏離”，即研究的詮釋框架和原則對于儒學及中國思想學術的外在化。這種“方法與內容的疏離”，造成了中國傳統(tǒng)思想學術精神特質與生命整體性的意義缺失。因此，我提出“將方法收歸內容”這一途徑來對治此弊。近年來，亦頗有學者強調經學對于中國思想學術研究的基礎性意義，探討宋代四書學、經學與理學關系等，亦成為一個值得注意的研究動向。許家星教授的這部《經學與實理--朱子四書學研究》，就是近年這一研究方向上的一項重要成果。此書對朱子四書經典詮釋與義理建構之關系等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不僅對推進朱子學和宋明理學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對我們理解中國傳統(tǒng)經學詮釋方法，調整中國哲學的研究方法和思路，也有很好的啟發(fā)意義。
書稿以“經學與實理”為題，乃是取自朱子深切反思之語。朱子早年亦習染于二程學派率以己意解經，脫離文本以敷衍自家義理之風氣。后來漸認識到此詮釋風格空疏、近禪之病，而逐漸扭轉之，終走上合經學與義理為一、漢學與宋學并重的道路。書稿在朱子辨張無垢《中庸解》、辨南軒《癸巳論語說》兩節(jié)中，給我們生動呈現了朱子在詮釋理念上的具體轉變之路。朱子中晚年自覺倡導經學與實理合一之方，全篇書稿緊扣朱子如何實現“學與理合一”這一主旨展開。一方面，書稿不少章節(jié)看似是純粹的學術考辨問題，如第一章第三節(jié)“朱子四書學形成新考”重新考證朱子四書學的形成，第六章辨正通行本《四書集注》的校勘、探究《論孟精義》的復原、考察朱子四書書信的年代。此等工作其實皆非一般意義上的考辨之舉，而是蘊含著著者對朱子“以義理定訓詁”精神的揭示與遵循。茲舉一例為證。在“《四書集注》點校獻疑”一節(jié)的“行文句讀”部分，著者質疑《論語·公冶長》中夫子關于令尹子文、陳文子“未知，焉得仁”的斷句違背朱子本意。傳統(tǒng)上以鄭玄為代表的漢學家把“知”讀為“智”，將此“知”當作與“仁”并列的名詞，認為智是仁的前提。朱子則主張當讀“如字”，以“知”為“知道”意，據此，故當刪去此句中的逗號。此非一無關緊要之問題。蓋朱子還特別提到主張“識仁”的胡五峰亦主張鄭玄說。現代學者亦有主張此解者，認為此“知”為認識論意義上的“知”，是仁的必要條件，體現了夫子仁與智統(tǒng)一的思想。另一方面，書稿將對朱子之理的揭示融入朱子之學中，如對朱子道統(tǒng)這一習見的理學論題，書稿非泛泛而論，而是緊扣朱子對克己復禮、忠恕一貫這些《論語》中具體而重要章節(jié)的細致入微的解讀，得出了頗為新穎可信的認識，確有發(fā)前人所未發(fā)處。此外，書稿對朱子理學思想、工夫論、詮釋理念的論述等，亦皆融入于朱子對具體經典的解釋中，體現了很強的“學、理”結合的特色。
總之，著者秉持朱子“不用某許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賢許多工夫，亦看圣賢底不出”的理念，采用融文本分析與義理解釋于一體的手法，使得書稿呈現出文獻扎實，分析細密，視角新意的特點，體現了著者既善于學習已有成果，又勇于獨立思考的學術精神。著者將本書定位為一哲學史的敘述，力求客觀呈現朱子四書學本來面目，應該說，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著者對朱子學的親切體會。
本書原稿，是家星隨我攻讀博士的學位論文（原名《朱子四書學研究》），該文曾獲評北京市優(yōu)秀博士論文。家星2008年6月畢業(yè)，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回到家鄉(xiāng)江西南昌大學任教，轉眼已是十一年過去了。去年初，他作為引進人才從南昌大學調回北京師范大學任教，回到了我的身邊。在這十多年間，家星心無旁騖，始終專注于朱子四書學與宋明理學的研究，陸續(xù)有相關研究見諸雜志。他將這些研究成果增補入本書，使其更加完善和厚重。今日，他的這部書稿終于殺青，付梓之際，索序于我，我亦頗感欣慰，略述數語于上，并希望家星戒驕戒躁，繼續(xù)努力，爭取更好的學術成績。
李景林
2019年8月序于南戴河之海岸別苑
后記
本稿是筆者2008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修改稿，迄今已11年矣，記得兩位老師先后授意我早日出版，而我拖延至今，可見是如何的怠惰了！當時延宕的理由是有待修改，而如今示之于眾者，仍然是如此的不濟，可見我又是多么的朽質了！雖竭駑鈍，而未能自慊于心，今文稿付梓，在此誠摯地向諸位教導、培育、關心我的師長致以深切歉意和真誠的感謝。于此，特別感謝博士論文的審閱答辯先生：張學智、廖名春、鄭萬耕、張奇?zhèn)ァ⑴碛澜葜T師，他們對論文的包容肯定，使我順利走向人生的下一站；對論文的中肯批評，使它減少了昔日的紕繆而見之于世。
十四年前，蒙業(yè)師李景林先生不棄，將我收入門下，這份幸運所帶來的幸福歷久彌深，無計可逃。先生以其高瞻遠矚之學術睿智，選定了“朱子四書學研究”這一足以使我安身立命，終老于斯的論題，這是我要感謝先生的。先生氣象雍容，充養(yǎng)有道，其持身方剛正大，其處事嚴辨義利，其應世灑脫自得，乍望儼然，即之溫然，堪稱“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典范。鄭萬耕師嚴毅慈仁，于家星扶掖獨厚，甚或過于門下弟子，每念及此，頓生深負栽培之恐。京師中哲是一個謙和、融洽、凝靜、篤實的學術群體，董志鐵、張奇?zhèn)ァ婈拧⒗钕榭 ⒄聜ノ牡戎T位先生皆以寬厚、謙沖為懷，于諸生皆抱一體關懷之心，而無彼門我戶之分。家星受諸師道德文章之熏陶感化之深，沒齒難忘。老景師門是一溫馨大家庭，諸同門以不同方式予我甚多支持和鼓勵，于此特別感謝陳清春、華軍、田智忠、劉紅衛(wèi)、張連偉、彭耀光、陳多旭、張勇諸師兄及何凡、程旺師弟。
對每位學子而言，畢業(yè)之后的就業(yè)影響人生道路者至巨。星也何幸，在因出身卑微而求職無門的困境中，僅與我有一面之緣的楊柱才先生慨然援手，不憚辛勞，多番努力，使我終得以破格就職于南昌大學哲學系。嗣后十年，先生對我身教言傳，悉心培育，無微不至，使我的生命學術走入正途。先生人品高潔，表里澄澈，慷慨仗義，誠篤公正，其學實得濂溪誠學真昧，實造乎成己成物誠以動人之境，可謂直追古人矣！星也幸，得以追隨先生多年，每觀先生行事，不由慨乎“斯世也而有斯人也！”今雖遠別先生，然先生所示之軌范，洵已奉為人生之圭臬。南昌大學哲學系是一個有傳統(tǒng)和底蘊的學術群體，星曾有幸?guī)砥渲校鋹側谇ⅲ嚄钛G、詹世友、徐福來等諸先生提攜包容，于此深致謝意，并敬祝哲學系蒸蒸日上。于此同樣感謝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張芳霖、袁禮華、宋三平，中文系王德保、徐陽春、胡松柏等師長之培育護持，使我在人文學院度過了十年愉悅美好的歲月。
學術研究離不開學習前輩成就。宋明理學是當下中國哲學研究頗為活躍的領域，產生了《朱子哲學研究》等具有典范意義的著作。星也幸，不僅能從前輩大作中得到啟發(fā)，而且還直接受益于陳來、林樂昌、李存山、張學智、郭齊勇、楊國榮、朱漢民、朱杰人、向世陵、陳少明、吳震、何俊、樂愛國、羅傳芳、喬清舉、肖永明、彭國翔、方旭東、徐公喜、朱人求等諸先生的指導、提攜。于此，特別感謝陳來先生與景林師百忙之中慨然賜序，拙作淺陋，實不堪大序鼎言之重，然兩位先生提攜鞭策之意，則拳拳在膺，謹識勿忘。當前宋明理學的研究形成了一個學術性很強的開放群體，對相關學術會議的參與，使我在學術研究和同道情誼上有很大收獲，每次會議的交流切磋，實有“吾道不孤”之樂。于此，衷心感謝各會議主辦方所給予的寶貴學習機會。國際交流和異域同道的情意，倍顯珍重。筆者甫一就職南昌大學，即蒙柱才先生鼎力薦舉，在高在旭教授等支持下獲得韓國高等教育財團資助，赴韓國建國大學鄭相峰教授處開展訪學研究。鄭先生親自帶我熟悉學校圖書館，辦理借閱證，使我在韓期間得以盡力對文稿加以撰寫修改。于此，向高先生、鄭先生表示衷心感謝。在韓期間，我與喬清舉教授一起參與了高麗大學金彥忠教授、田炳郁兄組織的《朱子語類》讀書會，至今難忘燈光下中韓學者專心讀誦研討朱子著作的情景，這令我對朱子學的重要意義有了非常直觀的認識。于此，謝謝二位先生。2016年在美國訪學期間，我對英語世界的四書學研究作了極為初步的考察，其文字亦略見諸書稿中。感謝素昧平生的南樂山(Robert.C.Neville)教授的邀請，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不僅見之于文，且體之于身。其高足宋斌博士每周在教堂舉辦的“波士頓儒學讀書會”，尤其是在教堂舉行的簡單祭孔儀式，使我對儒學的未來和全球意義有了樂觀的印象。
學術論文的發(fā)表對青年學者學術興趣的堅持乃至學術道路的發(fā)展有著不言而喻的影響。非常感謝眾多學術刊物編輯老師的支持，使我有了在高校存活下來，繼續(xù)從事學術工作的可能。由于氣質偏向和學術喜好之故，我僅能寫些具體老調的小題，故諸多論文的最終面世，實在離不開諸位編輯老師的垂青厚愛。于此，誠摯感謝《哲學研究》、《哲學動態(tài)》、《中國哲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學報》、《人文雜志》、《孔子研究》、《江漢論壇》、《哲學與文化月刊》、《中州學刊》、《栗谷學研究》（韓）、《學術研究》、《國際漢學》、《圖書館理論與實踐》、《中華文化論壇》、《南昌大學學報》、《朱子學刊》等刊物對拙稿的采納，感謝諸位編輯老師的辛勤付出和評審人的寶貴意見。在當今版面極其寶貴、論文字數嚴格限定的情況下，我有一些難以割舍的長篇考據論文，在嚴格的審稿，漫長的待刊中，而幸得北大《國學研究》、《哲學門》等輯刊刊發(fā)，于此深致謝意。它使我覺得，純粹傳統(tǒng)的論文抒寫方式并沒有被徹底地放棄，而經受檢驗和堅守等待則是學術工作的慣例。有一次的印象特別深刻，2010年我在無處可投無所期待的心境中給《國學研究》瞎寄一篇4萬字論文，2013年4月上旬的一天，晚八點多，我正在逗玩即將兩歲的妞妞，突然接到編輯部通知修改稿件的電話。看到身邊的女兒，意識到文章撰寫投寄時她還未曾與我們結緣，可如今已經成為兩歲多的新生命了，而論文還在待產的路上，還沒有成為“新生命”。于此悟及堅持和等待應是學術研究應有之心態(tài)，謹以此與比我更有朝氣的年輕朋友共勉。
依照現時代的學術標準，我是完全沒有資格踏入學術門檻的，尤其是跨行進入哲學學科。然幸得諸師友呵護，而得以濫竽其間，在第一部著作付梓之際，我無法不向他們致謝。1996年中師畢業(yè)后，我在贛西北偏遠鄉(xiāng)村作了6年小學教師，期間通過自學考試，獲得中文本科學歷。2001年本科論文撰寫，幸得南昌大學中文系教授，贛方言專家陳昌儀先生指導。先生是贛方言研究的開拓者，治學嚴謹，成就斐然，樂觀通達，古道熱腸。不僅悉心批閱我的論文，更鼓勵我報考碩士研究生，并問我對什么方向感興趣。我素好古書，而苦于時常需要借助注釋，提出希望讀一個能讀懂古書的專業(yè)。先生說，語言學下的古代漢語方向較適合于你，并建議我有問題可寫信求教于該專業(yè)的余讓堯教授。我備考信心不足時，曾斗膽給素昧平生的余先生寄信一封，志忑不安中很快收到先生回信一封，一張信箋上先生手書“有志者事竟成”六字以為勉勵。另幾張信箋則是正在先生門下讀研二的潘祥輝師兄的回信，因潘師兄與我經歷相似故也，故先生托其指點于我，以期收到指引鼓舞之效。于此可見先生提攜后學之周到懇切了。這是我終生感念于先生和師兄的。于是乎我即如愿以償拜入余先生門下。先生風度儒雅，立身端方，謹言慎行，言談舉止，蘊藉雅致，舉手投足，頗具古風。先生治學由音韻、訓詁而駐足于古籍校勘，得心應手，精通典籍而不輕于著述。先生給我確定論文以《說文解字》為方向，蓋此為治小學者所必經之途也。從學先生期間，在提高古籍閱讀能力之時，得以略窺清人樸實嚴謹、崇實惡虛的治學風格。星至于今，仍受其賜。求學時的南昌大學中文系漢語言文字學教研室，志在申博，師資強大，各有專攻，家星實得諸師沾溉匪淺。工作之后，又幸得李勝梅等先生熱心提攜，銘刻在心。讀碩期間幸識周韌、華林、向軍、禮淼、國春、海斌諸兄，雖趨向不一，然皆品行淳篤，惠我良多。
我離開山區(qū)鄉(xiāng)村小學已十七年矣，然仍不時夢回其境。其時條件艱苦，薪水微薄；環(huán)境閉塞，爬山赴校，肩挑手扛，習以為常。在通常由5人組成的全校員工中，當地代課民辦老師日子則更為艱辛。然他們于我所給予的體貼和照顧，至今思之，無法忘懷，而有以自勵。尤其是許大哥大嫂賢伉儷，知我有意上進，主動邀我搭伙食，免除了我不善炊事的困窘。大嫂廚藝上佳，雖粗茶淡飯，亦甚可口。每日早晨，煮好“春絲”面條，就給我盛滿大大一碗，喊我先吃。對早已饑腸轆轆的我來說，這一碗熱面及時無比，我恰如餓虎撲食，一掃而光，至今思之，猶覺美味。大哥仁厚，大嫂能干，處處維護散漫無知之我。記得有件極小之事，一日晨，巧遇賣肉者過，余即購肉1斤有余，拎回廚房，大嫂視之，覺其有詐，竟是肉包大骨頭，極氣憤，擲回賣肉者，斥其身為學生家長，竟如此蒙騙于老師，天理良心何在云云。其人自覺理虧，我亦甚覺不安，大嫂復語我，日后不用勞神此事，專心讀書即是，以免人之欺詐。可見大哥大嫂于家星是如何的愛護備至了。家星于此，謹對大哥大嫂和昔日同事朋友之助，一并感謝。
我長于一個溫馨、和睦的鄉(xiāng)村大家庭中，雙親之慈愛，眾姊之呵護，鄉(xiāng)鄰之友善，使我從小浸染于儒家主張的孝悌忠信、友望相助的氛圍中，不過當時日用不覺。有幾件事情印象特別之深，昔時家里通常一年養(yǎng)一頭豬殺，殺豬后，母親就會把新鮮的豬血加上姜蔥煮成一大鍋豬血旺，然后囑我一碗一碗分送左鄰右舍。我很樂意承擔此任，鄰舍在接受之余，總會說一句“難為多謝啦”。鄰舍家殺豬，亦同樣分送于諸家，而我就在這淳樸的多情中品嘗了人間最美的豬血旺。另一件事，在我十五歲上師范那年，家里并沒有宴請，鄰舍自發(fā)送來了足足200個雞蛋，以示對我上學的祝賀和支持。在我考上碩士研究生時，他們亦同樣自發(fā)表示了對我的支持。而我至今是沒有宴請過他們，亦未有助于他們的。這些看似不起眼的滴水之助，讓我發(fā)自肺腑地感受到，雖遠離鄉(xiāng)村，寄居他鄉(xiāng)，然此心始終與家鄉(xiāng)血脈一體，無法割舍，亦常使我愧疚至今未能有所貢獻于生長于斯的父老鄉(xiāng)親。在本書即將面世之際，更加深切地懷念父親。父親離開我已經六年了，但我常常覺得他沒有走，不時泛起想和他說說話的念頭。他對我始終保持了父親對兒子的摯愛，時刻留意而無微不至。因為這種印象是如此刻骨銘心，我相信他在天堂仍在微笑著，一如既往地關愛我。我晚上睡覺向來一覺醒，記得讀博期間有次回家，我在二樓睡，父母住一樓。第二天早上年近古稀的父親說，“昨天半夜起風了，不知道你關了窗戶睡沒有。夜里到你房間一看，果然沒關。我?guī)湍汴P了，小心著涼。”父親從我降生斯世，至年近而立，就是如此始終如一地呵護著我，晚上替我關窗戶，蓋好被子，這已經成了他一生的習慣了。我在攻讀碩博的六年期間，父親讓我每兩周給家里打一次電話，或偶忘之，一向節(jié)儉的父親則會及時來電詢問。姊姊們即便都四五十歲了，告辭父親外出打工乘車時，父親總會叮囑“到了打個電話過來”，如未及時回電，父親就會立即去電詢問是否已安全到達。父親就是這樣以全副生命惦記著他的孩子們，即便孩子已經成為奶奶外婆。這使我深信，這本書稿的出版，惦記著我的父親在另一頭一定能感覺到并欣慰著。
特別感謝母親對我的嚴和愛，母親雖是文盲，卻能干、聰明，識大體、明事理。她對作為獨子的我始終督導嚴緊，時刻檢束我的言行舉止，一旦稍有不檢，即嚴正訓導之而不假辭色。她教會我南方農村基本的農業(yè)生產能力，使得我作為家中唯一的最小的男孩，養(yǎng)成了不怕艱苦、堅持不懈的習慣，而沒有滑向人生的另一面。印象最深的是水田插秧栽禾，母親是插秧能手，為了鍛煉我的插秧能力，母親從一整塊田地里指定一小段讓我單獨完成。我彎腰栽一會，就總要回頭看看還剩多少，總覺得身后水汪汪的一大片空田，怎么也栽不完。母親說，“你不能總回頭看還沒栽的田，而要朝前看你已經栽了的，你就會覺得你已經栽了很多，繼續(xù)栽下去，總會栽完的。”結果是母親的話應驗了，“只要你堅持一把一把的栽下去，田總要栽完的”。這使我對“堅持”擁有了切身的人生體會。如果說我性格中有一點點長處的話，那就是母親教給我的“堅持”二字。
在這里，我也要感謝姊姊們從小以來的照顧、愛護，感謝她們以父母之心為心，體諒父母對我的偏愛，或由此亦受到些委屈，然始終不改對我的由衷疼愛。她們于人前表達對我的珍愛，最常說的就是一句樸實的話，“我家里就這一個弟弟”。在這里，不由懷念已逝去多年的大伯，他對我的疼愛甚至是讓比我大兩歲的小堂哥至今不能釋懷的。眾多的堂哥、堂姐們對我——家族中最小的一位弟弟給予我的寬容和偏愛使我深深感到大家庭的溫暖。
衷心感謝內子少芳的支持，她實在是兼具傳統(tǒng)女性美德和現代知識女性素養(yǎng)于一身的，與我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畢業(yè)之際，長于山右的她甘心隨我南下氣候迥異、飲食反常、言語陌生的江右，今又放棄適意的工作，伴我北上，攻讀博后，再謀出路，顛沛流離，從無怨悔。她不僅在工作事業(yè)上與我共進退，且使我的生活充盈愉悅，她奮力給我?guī)砹艘粚蓯鄣膬号刮业娜松l(fā)生了質的飛越，讓我倍感生命的完整和幸福。感謝忠厚善良的岳父母的支持，為了照顧念念，他們付出了全部，自太行而奔赴豫章，自豫章復輾轉京城。
在離開哲學學院十年之后，在韓老師和學院領導、師長，尤其是中哲教研室諸位先生的支持下，去年家星有幸作為補充師資，被召回母院繼續(xù)學習深造，深感榮幸而又倍覺壓力時有綆短汲深，道阻且長之感。重回學院使得始于博士論文的書稿，在十一年之后，因緣際會，得以重新回到當初孕育它的地方，并加以公開出版，這是我始料未及的。必須提及的是，拙稿的寫作與出版得到了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的大力支持。在此，特別感謝各位評審專家在課題立項、結項工作中所給予的支持和指導。課題在連續(xù)申報5年之后立項，又在下一個5年之后結項，這一經歷使我深深地感到課題的不易，幸運的是，不久前拙稿意外入選2019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感謝評審專家的寬容和支持。在拙稿孕育的漫長時間里，五位論文答辯專家，五位課題鑒定專家，八位成果文庫評審專家的批評性意見，已經為本人未來朱子學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衷心感謝諸名匿名師長的包容和指導！同時也要感謝陳超、金智博、王世中、孫玲玲同學對書稿的詳細校對，感謝責編馮春鳳女士對文稿的精心編輯。
今年恰逢朱子誕辰890周年，謹以拙稿獻給偉大的晦庵先生！
江右后學許家星
謹記于北師大勵耘10樓
2019年2月24日
2020年11月30日補記于北師大前主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