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自古就是以農立國，以耕讀傳家。《周易·系辭下》說：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包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這段話說明，中華民族的先民在遠古時期就不斷地認識自然界的天地萬物與人類自身，創作了“八卦”(即后來所稱《周易》)的文明成果，從包羲(又作伏羲)之世的漁獵生產逐漸進化到了神農之世的農業文明。孟子說：
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契(xiè)是堯、舜時期的人物，他曾擔任火正，發明了以火星紀時的歷法，這應是農業生產所需要的。他還曾幫助大禹治水，后來被任命為主管人倫教化的司徒。這說明在堯、舜時期中國文化就已經有了崇尚人倫道德的價值取向，《中庸》說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由孔子編纂的《尚書》是從《堯典》開始，這并不是偶然的。孟子還說：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同上)
這也說明，至遲在夏、商、周三代，中國就已經有了以“明人倫”為宗旨的學校教育。簡言之，農業文明加上以“明人倫”為主的學校教育，就是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的耕讀傳統。如果略對耕讀傳統作展開的論述，那么我想，以下幾點是有重要意義而且有現實價值的。
一、孝悌為本，崇尚道德
中國民族自古就是以農立國，而農業文明大多是聚族而居，因此，中國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重視宗族和家庭。如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論述“中國古代社會”的特點，指出在西方的古代，其進入文明是“激成了城市與農村的對立”，“城市使氏族制趨于沒落，代之而興的是以地域為單位的國民”，其發展路徑是“從家族到私產再到國家，國家代替了家族”;與此不同，中國古代社會進入文明是采取了“維新”的方式，“氏族遺制保存在文明社會里”，其特點是“由家族到國家，國家混合在家族里面”[②]。這當然與中國古代社會一直是以農立國，中國的鄉村都是聚族而居有關。
農業文明重視宗族和家庭，也就必然重視宗法秩序和家庭倫理。孝悌即愛親敬長是家庭倫理的基本要素，因此，孝悌觀念在中國古代倫理中起源甚早，也最受重視。在《尚書·堯典》中就贊揚虞舜“克諧以孝”，在《尚書·康誥》中周公列出的首惡是“不孝不友”，在《詩經》中也有“是用孝享”，“孝孫有慶”，“永言孝思”等詩句。在《論語·學而》篇，孔子的學生有若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孔子也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
作為中國文化主干的儒家學說就是以孝悌為仁之本始，而“仁”就是普遍地“愛人”(《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也就是孔子說的“泛愛眾”。孟子進而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盡心上》)。儒家學說是以“仁”為道德的最高范疇，而孝悌是仁之本始，通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通過“忠恕”之道的“為仁之方”，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論語·衛靈公》)，而達到普遍的道德和諧。其不僅具有人際關系的普遍道德意義，而且兼及“愛物”的生態保護意義。
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論語·雍也》)孟子說：“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圣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所設想的“仁政”學說中，除了使民“有恒產而有恒心”外，還要“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孟子·梁惠王上》)。這說明儒家的道德學說在從孝悌的親親之情擴充升華為“泛愛眾”的普遍道德時，也必須有“明人倫”的道德教化。“耕”與“讀”、仁與智、行與知、尊德性與道問學，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
當今社會已由農業文明進至工商產業文明，由“全球化”而呼吁“全球倫理”，以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文明。盡管有此巨大的社會變化，但是被中國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和特殊國情所決定，中國的工商文明仍然應該把“根”扎在鄉土文明中，如果這個“根”枯萎了，那么中國的工商文明勢必會出現種種病態。就全球化的普遍倫理來講，家庭仍然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學校。因此，如上個世紀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人士共同發表的《全球倫理宣言》所說：“只有在個人關系和家庭關系中已經體驗到的東西，才能夠在國家之間及宗教之間的關系中得到實行。”而且，此《宣言》還說：“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理傳統都具有并一直維系著這樣一條原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詞，即：你希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應當在所有的生活領域中成為不可取消的和無條件的規則，不論是對家庭、社團、種族、國家和宗教，都是如此。”這也充分說明，中國文化在農業文明中形成的孝悌為本、崇尚道德的價值取向，在現代社會仍然有其重要的意義。
二、克勤克儉，人與天調
中華民族的先民是在生產力尚不發展的條件下進入了農業文明，所謂“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當時生產和生活的艱苦可想而知。即使在春秋戰國進入了鐵器時代以后，農業生產仍然是社會各行業中最艱苦的勞作(《商君書·外內》：“民之外事，莫難于戰，故輕法不可以使之”，“民之內事，莫苦于農，故輕治不可以使之”)。在長期的艱苦的農業生產和生活中，中華民族很早就養成了“克勤克儉”的美德。
在《尚書·大禹謨》中有云：“克勤于邦，克儉于家。”后來形成的“克勤克儉”成語就是源于《尚書·大禹謨》。在《尚書·大誥》中，周公教導年幼的成王說：“天悶毖我成功所……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后來由此衍生出“天道酬勤”的成語。在《尚書·無逸》篇，周公更教導說“先知稼穡之艱難”，批評那些“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的不肖子孫。在《尚書》中還有“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太甲上》)，“爾惟克勤乃事”(《多方》)，“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周官》)等等。這些都說明在上古時期對于“勤”“儉”的重視。
在《論語》中，孔子說“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公冶長》)，這是學之勤。“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路》)這是為政之勤。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而》)“節用”是為政之儉。孔子說：“禮，與齊奢也，寧儉。”(《八佾》)這是孔子主張禮制要儉。子貢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學而》)這是孔子主張生活要儉。
老子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老子》四十一章)這是老子主張行道要勤。老子又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王弼注：‘節儉愛費，天下不匱，故能廣也’);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今舍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后且先，死矣!”(《老子》六十七章)老子把“儉”視為“三寶”之一，他說“舍儉且廣”(舍棄了節儉而只求物用的廣足)就會“死”，這尤其值得警誡。
可見，儒、道兩家都重視“勤”“儉”。后來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所謂“靜以修身”，就是專心致志地提高自身的道德修養，也可謂修身之勤，而“儉以養德”確實是提升道德修養的一個必要條件。
節儉不僅具有道德修身的重要意義，而且“節用”“愛物”也具有生態環境保護的重要意義。
農業生產必須依靠“天時”“地利”“人和”，因此，中國文化不僅重視人倫道德，而且很早就形成了“人與天調，然后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的思想。所謂“人與天調”，就是說人的社會生產和生活必須遵循自然規律，按照自然界“陰陽消息”的時令、節氣來安排生產和生活，甚至人類社會的政治活動也要“務時而寄政”(《管子·四時))。孔子說的“使民以時”，就具有愛惜民力、不干擾農時的意義。按照一定的季節來安排生產和生活，也有一些禁令，如春天不允許伐樹、夏天不允許捕魚(《佚周書·文傳》：“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等等，這也有生態環境保護，給自然界以繁衍生息之機，使人類與自然界相協調而可持續發展的意義。
在農業文明、耕讀傳統中形成的“克勤克儉”的美德，“人與天調”的生態倫理，在當今的工商產業文明、市場經濟中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特別是當今社會的好逸惡勞、過度消費主義、生態環境危機等等，更呼喚著克勤克儉、人與天調的精神得到繼承和發揚。
三、自強不息，協和萬邦
在耕讀傳統中，長輩教育后代的兩句最樸實也最重要的話就是“要學好”，“要要強”。實際上“要學好”就是要崇尚道德，“要要強”就是要自強不息。張岱年先生曾把“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稱為“中華精神”[③]，而這種精神也就深含在中華民族廣大民眾的素樸話語和人倫日用中。
這種精神也源于中華民族在農業文明中形成的對天地的敬重和效法，即《易傳》所說“天地變化，圣人效之”(《系辭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傳》)。中華民族也把“天地”尊為人與萬物的父母，即：“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系辭下》)“乾，天也，故稱父;坤，地也，故稱母。”(《說卦傳》)，“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尚書·泰誓上》)從而儒家文化也就有了“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禮記·禮運》)，“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張載《正蒙·乾稱》)的高尚道德境界。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精神激勵著中華民族前赴后繼，百折不撓，即使經歷了千難萬險，也永不認輸，永不絕望，而是自強不息地追求實現一個道德理想的世界。中國文化之所以歷經數千年而沒有中斷，在近代也衰而不亡，乃至有今日的民族復興之路，其內在的精神基礎就是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
在耕讀傳統中形成的中華民族精神，是把個人自強、家庭自強和民族自強結合在一起的，而“自強”又是與“厚德載物”結合在一起的。因此，中華民族雖然“自強”，但是同時也溫良敦厚，愛好和平 [④] ，反對侵略戰爭，主張“協和萬邦”(《尚書·堯典》)，“以天下為一家”。這在現時代的國際關系中，就是永不稱霸，主張和平外交，和平共處 [⑤] ，人類共同建設一個和諧、和平的世界。在當今世界，雖然國與國之間仍不免有各種沖突，但是漢代王充所說的“文武張設，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使“慕德者不戰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卻”(《論衡·非韓》)，此即軟實力與硬實力兼備，而硬實力主要用于防御，使“犯德者畏兵而卻”，而不是用于侵略擴張，這對于中國當今的對外關系仍具有借鑒意義。
農業文明與工商產業文明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兩個不同階段，文化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必然有所發展、變化。但是正如孔子所說，“禮”不僅有“損益”發展，而且有相“因”繼承 [⑥]。張岱年先生也曾多次指出，文化既有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變”，也有連續性、繼承性的“常” [⑦] 。我們要處理好文化的“變”與“常”的關系：對于以往歷史階段的已經不合時宜的因素，我們要有所減損，同時也要增益一些現時代的新的因素;而對于在以往歷史階段形成的文化之“常道”，我們應該傳承和弘揚，并且要有所創新和發展。在我看來，以上所說孝悌為本、崇尚道德、克勤克儉、人與天調、自強不息、協和萬邦等等，應即是在耕讀傳統中有重要意義、在當今時代也仍有現實價值的文化之“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