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味人生》 李凱著 天地出版社
西園雅集圖（局部） 北宋李公麟繪選自《至味人生》
由食及史，這是研究飲食歷史的傳統范式。飲食的歷史融匯了生物醫藥、文學政治、社會生活、思想文化等多元學科的研究范疇。大量學者孜孜以求，在瑣細的研究中探尋食物的源起演進，以及飲食背后的政治結構和歷史隱喻。但難處在于，素材如何形成邏輯鏈條，在素材和邏輯上“講”出故事，從而讓故事動聽而有意義？北京師范大學李凱的《至味人生：三千年飲食文化與人物風流》（以下簡稱“《至味人生》”），就是“講”的嘗試。
《至味人生》一書脫胎于央視百家講壇“舌尖上的歷史”第二部講稿。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而思想史如何復盤就需要花心思。本書既沒有局限于以宏大敘事探討飲食流變，也沒有糾結于某一飲食元素的細枝末節，而是進行了一些敘述性的建構。該書打破了就事論事的窠臼，發揮了歷史學“以小見大”“立地頂天”的優勢，把物質文化與歷史演進嵌合起來。14位名士是經線，他們的日常飲饌是緯線，研究性敘事是血肉。借助“吃”，將千古名人、飲食、典籍、社會空間揉在一起，“講”出了中華文化的精神基因。
一幅立體的飲食畫面，要通過“人”的生活動態予以呈現。“人”為天地之性最貴者，也是中國傳統史學敘事的第一要素，然而在“分析化”的現代史學中可能被人忽略。歷史學家并不是攝影師，而是畫家，對自然景象不是一一摘取，而是基于新異、審美、倫理、文化價值進行遴選。這意味著“人”的現實淵源總是選擇內容的標準。在“舌尖上的中國”火遍大江南北之后，關于“吃”的著作陡然增多，在古今飲食工藝流程上尋求看點，已屬不易；那么從“吃”看“人”，從“人”看社會的思路就必不可少。并且，需要作者從大人物與常識入手，另辟蹊徑又不能故弄玄虛，才可能“新”而不“異”，從而易于大眾接受。作者抓住善于調和五味、將烹飪之技與治國之術融通的伊尹，以戰國策士的歷史背景與古史“層累”的思路來詮釋他；作者把“茶淫橘虐”的張岱、休閑文化的領軍人物李漁，以及能對廚師“執弟子之禮”的大學者袁枚，放置在明清鼎革與新思想萌動的背景下考察，很有歷史的厚重感。這些大人物也是“人”，更是歷史中的人，他們的行為活動同樣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正如作者所言，“把人當作一切事物的中心，把人類幸福當作一切知識的終結，于是強調生活的藝術就是極為自然的事情了。”
作者對飲食背后的細節作了窄而深的叩問，這是書中引人入勝之處。作者結合《楚辭》等文獻、戰國帛畫等圖像史料和馬王堆相關考古資料，向讀者生動呈現了屈原形象的另一面：瘦骨嶙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的同時，也同樣愛“肉”，諳于鐘鳴鼎食的生活。這符合他楚國貴族的身份，與他追求高潔的精神氣質并不矛盾，后者正是對前者的超越。作者抓住了大文豪蘇軾《晚香堂蘇帖》中的《獻蠔帖》，從文獻的字里行間追尋蘇軾在“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碳、夏無寒泉”的天涯海角白手起家、苦中作樂的生活經歷和天真爛漫、百折不撓的精神面貌。尤其作者陳述蘇軾在海南栽培青年俊秀姜唐佐，留下“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的典故；詩句直到姜唐佐及第以后由蘇轍補全，其時蘇軾已然作古。令讀者感慨的同時，蘇軾的忠純和偉岸在滄桑中凸現出來。作者敘述蔡京把宋徽宗的盛宴上升到理論高度：“豐亨豫大”——不盡情享受，那是違背天意；靖康之變后徽宗皇帝淪為囚虜，不禁發出“玉京曾記舊繁華，萬里帝王家”“家山何處，忍聽羌笛，吹徹梅?花”的怨語。前后反差，不勝唏噓。
作者的研究性敘事是有趣的。一方面，他引用了大量官私史書、筆記、小說、文集等傳統史料，善于利用甲骨文、簡牘以及考古報告等一手史料，考訂翔實、論證充足；另一方面，作者重視前輩專家的研究成果，引用了顧頡剛、章太炎、梁啟超、向達、陳寅恪、晁福林等學人的觀點并進行論述，以學術講人生，言簡意賅。比如針對《關雎》中青年男女的身份背景、誰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發明豆腐的人是不是劉安等大眾感興趣的話題，作者的闡發就有深度。此外，作者還有一定的中醫理論與醫療知識儲備。比如，基于“食醫相通”敘述古人的養生知識，論及若干食材與經方的臨床價值等，這些內容都呈現出作者的知識結構，構成了“有意義的細節”。英國史學家奈米爾認為，歷史最重要的是有大綱領，兼具有意義的細節；必須避免的，是無謂的敘事。基于此，有學者指出不作無謂的敘事，只有在敘事與解釋冶于一爐時，才大致能做到；歷史不流于年鑒或斷爛朝報，胥系于此。作者把敘事和解釋融合得較為自然，名士、飲饌和研究性敘事交錯在一起，解釋引領敘事，敘事輔助解釋，有骨肉相連之意。如作者敘述“老饕”張岱在明亡之后的遺民之恨，引其《自為墓志銘》“破床碎幾，折鼎病琴，與殘書數帙，缺硯一方”之言，與先前鐘鳴鼎食、酒醉飯飽、書蠹詩魔的狀況如同天壤。這是張岱晚年的敘述，又何嘗不是對先前“茶淫橘虐”的詮釋呢？這樣讀者自然體會到士大夫奢侈精致，不過是特定歷史時空的產物罷了。在詮釋過程中作者善于把握歷史側影背后的大環境、總原因和發展軌跡。誠如晁福林先生所言，從大處著眼，不拘泥于碎片，對歷史教育的意義是不可小覷的。
歷史的教育價值在于明理。飲食除了滿足個體口腹之欲之外，還存在更為豐富復雜的生命體驗，尤其是超乎經驗的人生哲理。其中政治史是歷史敘述的主干，作者特別留意。該書看到了作為美食家的宋徽宗對中國傳統宴會制度的創新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又自然而然地揭示出盛宴背后的宋王朝的危機，從而原始察終、見盛觀衰。作者講述曹操釀酒的故事，突出他和漢獻帝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系，讀者能體會到即使是叱咤風云的大人物也需要“借勢”。該書著眼于漢族和少數民族之間的文化交往，剖析《洞冥記》中善苑國供奉給漢武帝螃蟹故事的真真假假，解讀出中原和西域各族的經濟文化往來；聚焦于《齊民要術》和《本草綱目》的西域農作物，折射出漢家文化的恢宏氣度。書中講述唐玄宗與胡餅、羊肉、胡酒的故事，試圖揭示盛唐時期胡漢一家的文化盛況，呈現出唐王朝的多元文化構成以及中華文化海納百川、兼容并包的精神氣度。作者在社會“大歷史”下討論人物的“小歷史”，如借助飲食、結合中晚唐時期的動蕩政局講述杜甫的萍蹤浪跡，揭示“大歷史”中的人物命運沉浮。唐玄宗在“漁陽鼙鼓動地來”之后，拿到胡餅也狼吐虎咽，徑直逃難到蜀中；宋徽宗被俘虜到北國時，看到包裹“茴香”的紙張居然是兒子趙構登基的文誥，不禁喜極而泣，感慨道：“夫茴香者，回鄉也，豈非天乎？”這說明，即使是貴為天子的唐玄宗、宋徽宗，在兵燹中也照樣倉皇狼狽，此時個體生命如此渺小，帶有很強的歷史唯物主義色彩。
突出中華文化的合理性，為現代中國人尋求精神家園，是本書的出彩之處。書中著重介紹豆腐，從淮南王劉安的求仙偶得，到尋常百姓的盤中餐，蘊含著王謝堂前燕的滄桑，也流露出古人巧妙地利用自然、在實踐中尋求食材的智慧。作者勾勒出古人豐富多元的交流空間，如以江南文人張岱為代表的晚明縉紳，把美食和文人生活融合，催生出了茶會、蟹會等飲食空間，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精致生活方式，不僅“融合了不同地域的社會風俗，引領著社會各階層的生活風尚，也潛移默化地改變著市民階層的生活情趣”。可見，“王道本乎人情”“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也是中國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一種別致的樣態。在“吃”的敘述過程中，讀者不難發現字里行間深厚的中華文化認同。
《莊子》說：“道不欲雜”。為了提高可讀性，作者在書寫過程中盡量脫去晦澀難懂、理論艱深的學術論述，在敘事風格、語言習慣和圖文呈現方式等方面，力求干凈簡潔，有干貨、有思想，但不故弄玄虛、故作深刻。作者以“孟子不信邪”“有好吃的，回來吧”“不死藥的烏龍”“不‘遠庖廚’的曹操”等小標題，采用詼諧俏皮的方式來點題。該書回避了晦澀的古代禮俗制度的闡釋與考證，盡可能講述歷史故事浸潤倫理、審美和價值；以研究性的敘事方式，深入淺出地傳達了學術信息；反復打磨史料譯文，用通俗易懂的詞語拉近與讀者之間的距離，兼顧了趣味性和學術性。
作者：劉惠，天津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