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華，哲學博士，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孔子的生平眾所周知：魯國人，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年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走進孔子的精神家園，一個比較方便的路徑是認識并考察他的主要貢獻、精神氣質與核心思想框架。
孔子的四大貢獻
一般而言，人們傾向于把孔子理解為一個教育家。誠然，孔子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首開中國私學之先河，被尊為“大成至圣先師”。但若僅從這個角度理解，孔子的貢獻就被大大地狹窄化了。
孔子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
首先，他是中國固有價值的塑造者。在公元前6世紀的春秋末年，之所以出現了老子和孔子這樣的偉大哲學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第一，作為老子跟孔子共同文化母體的中國文化，到了春秋末年已經經過了數千年的積淀，這為那個時代在文化上取得突破性成果積累了素材。第二，時代問題空前尖銳，這是產生偉大哲學家的一大前提。第三，那個時代的生活相對比較簡單，在思考根源性問題的時候，越簡單的生活越有助于人們看到生活的本質。這三點構成了孔子老子在那個時代能夠取得偉大的哲學突破的原因。孔子、老子等思想家的出現，使得上古以來華夏文明積淀而成的基本價值取向和民族品格得以塑造成型。這是孔子的第一個貢獻。
孔子為后人提供了一個輝煌的人格典范。歷史上崇拜孔子的人太多了，有太多的人把自己的一生過成了向孔子致敬的一生，因為孔子給我們留下了一種人生的態度，一種對待自己、對待他人、對待命運的態度。孔子沒做任何驚天地泣鬼神的事，只是把自己能做的和該做的一切都做到飽滿。今天我們讀《論語》，越讀得久越能感受到孔子溫潤、博大的氣象。這是孔子貢獻的第二個方面。
孔子貢獻的第三個方面，是提升了士大夫的精神人格。雖然《論語》講“有教無類”，而實際上，孔子教育的對象只有一類人，就是“士”——他們是社會的擔當者，是國家的精神主體。在孔子之前，“士”的直接目標只有一個，就是“仕”；孔子開辟了一個相對獨立于“仕”的維度，即“學”。儒家之“學”目的不是做官，而是提升自己的內在精神世界，讓自己在不斷的成長中獲得無可比擬的巨大的精神愉悅，即《論語》中所言“為己之學”。正是得益于此，儒家士大夫的內在精神世界才得以確立，正如北宋周敦頤在《通書》里講到后世儒者應該追求的目標：“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這是孔子的第三個貢獻。
孔子貢獻的第四個方面，在于對文化的傳承。孔子整理、闡釋了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的經典。章學誠曾言“六經皆史”，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洞見。六經經由孔子的整理、闡發、解釋、傳播，為之后兩千多年中華文化的發展奠基，使得我們的文化能夠在一個更高的平臺之上展開，后世講治中國學必始于六經，道理就在于此。這是孔子的第四個貢獻。
孔子的精神氣質
梳理了孔子的功績，我們可以大致觸摸到孔子的精神氣質。《說文解字》中講“儒者，柔也”，很多人據此將儒家理解為一種柔仁的性格，此大謬矣。還有人用《論語》中所講“溫、良、恭、儉、讓”，來概括孔子的整體精神，這也是不全面的。我把孔子的精神氣質概括為8個字：剛毅、正大、篤實、平易。這才是孔子的精神氣質的整體。
儒家是一種剛毅到骨子里的思想。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便是孔子剛德的表現。孟子更不必言，漢語文本中最剛毅正大的段落就出自《孟子》，有那樣的一段文字，實可謂整個中華文明之幸：“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足見儒家的精神氣質非但不柔弱，反而剛毅至極。
所謂正大，是一種陽光下的智慧與思想，沒有蠅營狗茍，從不鬼鬼祟祟。孔子是一個非常坦蕩的人，他對弟子說：“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北宋司馬光也曾說：“某生平無過人處，唯生平所為事，未嘗不可與他人言。”此即儒者之正大。
孔子是個實實在在的人，是一個樸素到骨子里的人，從無故弄玄虛、故作高深之舉，始終堅持樸素的人的立場、人的理智，這是十分重要的。有些人莫名其妙地把一個抽象的教條或價值，發揮到無限大，這就走向了謬誤。孔子從不這樣，《論語》通篇一字一句都體現著篤實二字。
孔子為人篤實，《論語》也是文字淺白，平易到骨子里，即便不讀注釋，也大概可以讀懂，這是孔子的特點。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孔子的整體精神，可以用《論語》里面的一句：不怨天，不尤人。從個人的遭際角度講，孔子可以說是一個非常不幸的人，就是這么一個不幸的個人，你可從他的話語中讀出一點怨天尤人的意味？沒有。永遠用溫暖的心靈，去肯定這平凡的生命。孔子的精神根底就在于此。
孔子的核心思想框架
那么，該如何認識孔子的思想呢？要理解孔子的思想，最可靠的資料就是《論語》。但是讀《論語》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要借助注釋來讀，否則容易曲解原義；二是不能把論語中的每一段等同而視，因為孔子針對不同性格、不同資質的弟子，說的話是不一樣的。《論語》里面作為“眼目”的段落，一定是孔子與最杰出的弟子之間的問答。例如顏回，只要是顏回問，孔子答，往往可成經典之論。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則正體現于這些段落之中。
孔子思想的核心概念，首先是禮、樂。
“禮”從哲學上可以定義為“共同體生活的形式和節奏”，因此“禮”也就規范了每個個體生活的形式和節奏。孔子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所謂“文”和“質”，就是生活的形式和生活的內容。文與質恰當的結合，是真正的君子的表現。一個人的生活內容無所謂善惡，君子與小人最大的區別不在內容，而在形式。“禮”則賦予了個體生活的形式和結構。
對于上述說法，我們也可以用現代人的話語予以闡釋——禮清楚規范了每個人的義務和權利。這個用儒家的話講就叫做“分”，本分的“分”。一個成熟的文明、成熟的社會，一定能夠規范清楚每個人該做什么、該得到什么。禮規范清楚每個人的“分”，讓每個人知道自己該做什么，并安于自己該做的事情，把自己所能做的事情做到極致，這就是《大學》中講的“至善”。
今天很多人都在思考，究竟這個國家變成什么樣子我們才會好？這個思路完全與儒家的態度背道而馳。儒家的態度是，與其幻想著外部環境如我所愿地發生改變，不如先改變自己的人生態度。一個人如果沒有這種心境，這個國家變成什么樣都不會覺得好，這就是至善安分盡位原則的重要性。
“禮”的內涵如此，那么其精神實質是什么呢？一字以蔽之謂“敬”。敬有可能導致兩種傾向。第一種傾向是能夠讓人清醒。朱子云：“敬有甚事？只如畏字相似。”可以說“畏”字是對于“敬”字的最佳臨摹。畏跟怕不一樣，怕是有具體對象的，畏則是沒有任何具體對象的精神收斂的狀態。所以敬是一種高度清醒和醒覺的狀態，以此為氣質的哲學，必然在某種意義上展現出旁觀式的、反思式的傾向。
蘇格拉底講過一句名言，“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過的”。我們可以用中國文化的思考再補充一句——反思過度的生活也是過不下去的。“敬”的第二個傾向是相互疏遠。人與人之間如果過分恭敬，界線就僵化了，疏遠就成了必然，所以一定要有一種力量平衡這種疏離的傾向，這種力量便是“和”。
如果說“敬”是“禮”的精神實質，那么“和”就是“樂”的精神實質。在儒家思想的脈絡當中，“樂”字相當于以音樂為代表的古代藝術的整體。儒家認為人是一種情感的動物，所以生活中一定得有安頓、抒發、調節情感的東西，這就是樂。儒家極其重視“樂”的社會政治功能。
樂的社會政治功能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教化功能。好的藝術作品能給人帶來正向的積累，糟糕的藝術作品則反之。第二，藝術作品能夠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個國家的治理情況。一個國家治理得好，這個國家的藝術作品一定是積極、樂觀、向上的，一個國家境況糟糕，這個國家的藝術作品一定是消極、頹唐、沒落的。
譬如民國，一眼望去盡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這般頹靡之音，如果沒有魯迅這樣的人，可謂無足觀矣。反觀新中國成立伊始的文藝作品，很多流行至今，其中呈現的開國氣象也延續至今。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即使新中國經歷了多次的內部動蕩與外部威脅，即使很多人對這些年大規模的吏治敗壞抱有悲觀的態度，而我們的國家卻依然蒸蒸日上。
禮的精神和樂的精神的恰當結合，或者說敬的精神和和的精神的恰當結合，引出了孔子思想的又一個核心概念——“仁”。“敬”帶來的是“旁觀式的清醒”，“和”作為一種融入的力量，一旦敬跟和結合起來了，帶來的就不再是“旁觀”了，而是“真實處境當中的清醒和醒覺”。在這基礎之上，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這就是幸福的前提。所以，唯有仁者能夠幸福。《論語·里仁》第二條講：“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在這種真實處境當中的醒覺基礎之上，我們能夠真切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真切地知道他人的疾苦，知道如何去呵護和照料他人，這是愛的基礎，所以仁者能愛。
孔子生活的年代距離今天，已經接近2500年了。幾年前曾有人寫過一段非常有見識的話：其實孔子離我們一點都不遠，他是我們文化價值的人格化的表現。孔子身上凝聚了我們這個民族的最高的價值，他活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在我們每一個善良的瞬間閃現著。當你溫暖地去對待他人的時候，當你面對困難、苦難而堅定不移的時候，當你以知分、安分、敬分面對自己的責任的時候，你就是孔子。孔子不在別處，就在我們靈魂的每一處閃光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