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相比，中華文明具有鮮明而突出的人文特性。關于中華文明的特性，自古至今都有學者加以概括和闡述。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6月2日召開的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將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歸納為五點：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這一概括非常精準、系統、全面。這五大特性相互聯系、相輔相成，共同鑄就了擁有輝煌成就的中華文明。
這些特性的形成，不僅與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有關，更與她在“軸心時代”所形成的文化基因有關。正如王學斌教授所指出的，“中國文化基因，指的是保證中華文明綿延5000多年不曾斷裂、屢經沖擊嬗變不脫底色、固本培元且又與時俱進、開放包容、樂與他者交流的基本文化因素”。根據德國哲學家雅思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中國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可以稱為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在此時，中國思想界生機勃勃，涌現出老子、孔子、墨子、孟子、莊子、荀子、韓非等思想家，逐漸形成儒、墨、道、法等諸子流派。這些軸心時代的思想，成為后世中國思想家們不斷反芻的寶貴資源，中國思想的每一次返本開新，無不是汲取這一時期的思想成果而轉化創新的產物。而在這個“軸心時代”，有一位與后世中國文明關系最深、對后世中國文明影響最巨的人物，那就是孔子?！翱鬃幼钌羁痰厮茉炝酥腥A民族的生存世界”，“在此五千多年，中國歷史進程之指示，中國文化理想之建立，具有最深影響最大貢獻者，殆無人堪與孔子相比倫”?？鬃右虼吮缓笫雷馂椤爸潦ハ葞煛薄叭f世師表”，堪稱“軸心時代”的“軸心人物”。
郭齊勇先生認為，孔子的歷史貢獻，在于他的總體上的建樹，即“他既是王官之學的繼承者，又是諸子平民之學的創立者，是承前啟后開一代風氣的人物”，而由其開創的儒家成為中華文明的主干，“先秦以后，歷代思想家大體上都是以儒家為軸心來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并融會其他諸家的”。
這一點蔣伯潛、唐君毅、徐克謙等先生都曾做過論證。蔣伯潛先生的結論是：“孔子不僅為儒家之始祖，實開十家九流之先河?！毙炜酥t先生的結論是：“百家之學，源于鄒魯?！碧凭阆壬慕Y論是：“孔子之學，上承六藝，下統九流，此說幾為由班固至清末之學者所公認”，“孔子與中國之歷史文化，亦以萬縷千絲，密密綿綿，以相連接，如血肉之不可分，以形成一整個之中華民族之文化生命”。從這種意義上說，孔子思想對于中華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形成影響最大。
一、“述而不作”與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古老文明。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民族經歷過各種天災人禍，遭遇種種巨大的威脅與挑戰，但中華文明卻奇跡般地綿延不絕，亙古亙今，長期居于世界文明的高峰，體現出突出的連續性。劉家和先生在論述中國古代文明的特點時，特別指出，中國古代文明在時間中發展的特點就是連續性，而在空間中展延的特點就是統一性，二者是相輔相成的。
盡管一個文明是否偉大，不能僅僅看她是否存續時間恒久，還要看她對人類文明的貢獻是否足夠卓絕。但毫無疑問，一種文明的高韌性本身，就體現了其值得肯定的價值。這充分說明，這種文明適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否則早已被歷史淘汰。而探究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原因，因素自然眾多，比如中華民族所處的自然環境相對封閉，形成天然的保護屏障。再比如地域的廣闊及族群體量的龐大，形成一種難以征服的力量，但孔子思想的影響卻不可忽視。
孔子對中華文明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正如歷史學家錢穆先生所指出的：“在孔子以前，中國歷史文化當已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積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時代禮壞樂崩，而孔子是第一個自覺地將其以往之歷史文化遺產加以收集、整理的人?？鬃幼苑Q“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朱子解釋說：“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以今語言之，述指文明的繼承、傳述，作則意味著文明的創造、創新。古人注釋皆以為此乃孔子自謙之詞，比如朱子說：
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圣，而亦不敢顯然自附于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
當然，將此解釋為孔子的自謙固然不錯，但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自白，卻體現了孔子對歷史文化遺產的尊重與鄭重。盡管我們可以說孔子的“述而不作”是一種“寓作于述”“以述為作”，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孔子強調“述”的一種本意。文明的連續性，其基礎便建基于這個文明所化育的人民對自己的文明懷有的一種高度的文化自覺與文化自信，對自己的歷史保持的一種溫情與敬意，對自己的文明遺存和文化遺產的保存、保護與繼承給予的珍視與呵護。
只有先有了這樣一種立場和態度，“作”才有堅實的基礎，否則任何所謂的創新大多淪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不能持久。文明是非常脆弱的，她有賴于其人民的珍視與呵護。孔子便是自覺做這一繼承工作的人。在那樣一種禮壞樂崩，文明出現巨大斷裂的危機時刻，如果沒有孔子這樣一位充滿自覺的文化遺產的守護者，任憑典籍散佚、亡失，恐怕中華民族的文明記憶就會因而中斷，很難有后世的文明創造。孔子對以往文獻的整理，司馬遷曾加以高度贊譽，將之筆之于《史記·孔子世家》：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耪咴娙в嗥?，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傥迤鬃咏韵腋柚?，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
孟子甚至將孔子作《春秋》與大禹治水、周公平天下相提并論，視之為三圣功業?？鬃诱砹洠侵袊拿魇飞系念^等大事。六經經過孔子的整理和闡釋，成為儒家的經典。隨著儒學的官學化，六經成為整個中華民族的核心經典。而經典之于民族、之于文明的意義，類似基因庫。因此，朱子對孔子的“述而不作”作了如此的評價：“夫子蓋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于作矣。”
而當代哲學家楊國榮先生則這樣評價：“孔子曾區分‘作’與‘述’，其中的‘作’更多地體現了思想的創造，‘述’則以思想的承繼和延續為指向。歷史地看，在經典中，‘作’所表征的創造與‘述’所凝結的傳統，往往合二為一。在人類思想的前后發展過程中，經典一方面使思想不斷呈現創造的形態，另一方面又通過承先啟后而形成綿綿相續的傳統?！?/span>
正是孔子這種“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立場，奠定了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的傳統。其中，最突出的有兩大表現，其一為經學傳統，其二為歷史精神。這不僅保障了儒家傳統的綿延不絕，而且也保障了中華文明的連續性。
經學是“道·學·政”三位一體的儒家傳統重要組成部分，是傳統中國最重要的學問系統?？鬃觿h定的六經，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經典，保持了兩千年的崇高地位，“為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所歡迎，成為不斷吸附、凝聚人心的思想之源”。隨著西漢時期經學博士的設置，儒家經學的官學地位得到確立，更以制度化的形式保證了經學的獨尊地位。
經學作為一種經典詮釋的學術傳統，其核心宗旨在于明道?！暗馈背蔀橹腥A文明、中國思想中的最高范疇，而道貫通天地人，具有統攝性與超越性。在“道”的觀念支配下，中國哲學強調“連續性”。對此，杜維明、郭齊勇等先生都做了精彩的闡釋。
郭齊勇先生將之概括為“存有連續”，“即把無生物、植物、動物、人類和靈魂統統視為在宇宙巨流中息息相關乃至相互交融的連續整體”。這樣一種整體性、連續性的宇宙觀念，從形上的角度支配著中華文明連續性的特征。對此，考古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為“中國古代文明是一個連續性的文明”，是富有洞見的。
而經學存在的兩千多年之中，盡管從漢唐到宋明，有“重五經”到“崇四書”的遞嬗，也有經學范式的轉移，但經典地位本身沒有因此而動搖。特別是經學傳統中的“疏不破注”的規則，確保了經學在不斷的范式轉化中依然保持傳統的連續性，進而對中華民族基本的民族性格、思維方式、制度建構、行為習慣、社會生活皆有既深且遠的影響，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倫理、道德、法律、宗教、藝術等各個領域都打上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可謂“文明淵藪”。
中華民族具有極其強烈的歷史精神。這種歷史精神，表現在對先民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對歷史記憶的記錄。通過記錄歷史，撰著史籍，鑒古知今，知人論世，形成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優良傳統。錢穆先生對此高度肯定，他說中國歷史是世界上最完備的，主要體現在“悠久”“無間斷”“詳密”等三大特征。汗牛充棟的各種史書，從正史到野史，從方志到家譜，無不昭示著中國人強調的歷史意識。這與孔子整理《詩》《書》，作《春秋》的示范效應是分不開的。
當然，孔子之前，中國就有了重“史”的傳統，而孔子正是這一傳統的杰出后繼者。孔子的“信而好古”，影響著后來的儒者，使其都有了深深的歷史情結，重視歷史連續性的一面。這種歷史的“貫通”意識，既保證了文明的連綿延續，又呈現出一種面向未來的開放態勢，將現世現時置于歷史的連續貫通之中，正是司馬遷所謂“通古今之變”，“述往事，思來者”思想的內在意蘊。
孔子強調“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史記·太史公自序》），將對道的闡釋寄寓在對歷史的記述之中，通過歷史即“事”來載“道”，深化了中國人的歷史意識。這一點，張祥龍先生做了深刻的分析。他說：“為什么說‘行事’才深切？理論性地直接表達他的思想不是更深切嗎？……深切就是深透到活的生活脈絡、歷史脈絡中，并且切中哲理的要害，所以這絕不僅是用行事來佐證他的思想，而是讓行事自行浮現展示，其中的義理才能著明深切?！?/span>
而孔子對之前三代文明關系的論述，也顯示了他重視文明相“因”即連續性的一面?？鬃诱f：“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笨鬃诱J為夏、商、周三代的“禮”即三代文明是相“因”的，其間的差異僅僅屬于“損益”，即部分的變革，從根本上講三代文明是連續的。這與王國維先生《殷周制度論》所謂“中國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的判斷是不同的。
牟宗三先生在探究諸子起源時曾經深刻指出，面對同樣的“周文疲弊”的局面，只有儒家采取了承繼和肯定的態度，其他諸子如道家、墨家和法家等都是否定的態度。徐克謙先生也有類似的看法，以此來楷定儒家的正統地位。他認為，“儒家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的正統地位，一般認為是從漢武帝時代獨尊儒術開始的。但實際上，儒家學派從一開始就帶有某種正統的色彩。在其產生之初，就是以直接繼承殷周前代文化的面目而出現的?！c早期儒家形成對比的是，先秦諸子其他各主要流派普遍帶有某種反傳統的色彩?！?/span>
閻步克也有過類似的分析：“道、法、墨基于不同角度都有否定文化的傾向，可是在這個文明古國中，文化特別是高級文化的生產、傳播和消費，已經成了民族生活的最基本內容之一?！糯闹饕浼?，大抵為儒家之所傳，這在決定儒者歷史命運上實有重大意義?！诖砉诺湮幕?，儒者顯然具有更充分的資格，這便使儒家學派在文化領域處于得天獨厚的有利地位。”而當儒家成為中華文明的主流學派后，其思想特征及內在追求便會深深影響著后續的文明特點及演進趨勢。
二、“與時偕行”與中華文明的創新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創新性，在綿延數千年的歷史演進之中，不斷開拓創新，保持了強勁的生命力。1946年，馮友蘭先生撰寫《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特別感慨：“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中華文明的連續性，實際上以創新性為保障。失去了創新，也就喪失了活力，無法應對經驗世界中從個人、社會到國族所遇到的各種新挑戰、新問題。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而中華文明的創新性特性，也與孔子思想分不開。
孔子思想一方面重視“繼承”，另一方面也強調“創新”，其可貴之處恰恰就在于他不將二者作二元對立，而是將之統一為一體?？鬃拥膭撔乱庾R，與他對道和歷史的理解分不開。就道而言，一方面，儒家強調天道、易道具有永恒性、穩定性，另一方面又強調其中的變革性。正所謂“易有三義”：“變易”“不易”與“簡易”。
《周易》通過一套符號系統來顯示天道，為人們“推天道以明人事”提供指導?！断缔o》云：“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謂易”?？鬃油矶病兑住?，對天道、易道有過精妙闡發。通過孔子及其弟子的闡釋，天道和易道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種“生生”之道。“生生”既有連續，又有革新。這種“生生”哲學是與“時”的哲學分不開的。
《易傳·乾文言》記載孔子在解答弟子對于爻辭的提問時幾次提及“時”，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故‘無咎’”“見龍在田，時舍（舒）也”“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而在《易傳》的十翼中，“時”也是極其重要的范疇。將之總結起來，其核心觀念就是“與時偕行”。
而在帛書《繆和》中也有相似的話。當繆和向孔子問《易·渙》九二爻辭“渙賁其階，悔亡”時，孔子詮釋道：“渙者，散也。賁階，幾也，時也。古之君子時福至則進取，時亡則以讓?！边@種“變易”并不僅僅是一種無序的變化，還是一種積極的生成，其中充滿了希望和生機。《周易?系辭上》曰：“變通莫大乎四時。”《周易?革?象傳》曰：“革，君子以治歷明時?！薄吨芤?革?彖傳》曰：“天地革而四時成?！?/span>
《周易·系辭下》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鳖愃频脑捈杏趯Α白儭钡目隙ā６鬃釉谡劶啊岸Y”時，也強調“時為大”（《孔子家語·論禮》），這也涉及了禮本身的因時變革。不論是天時，還是社會之“時”，都不會停滯，“變”就是必然。因此，儒家主張“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倡導“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周易·系辭下》）的變革創新精神。
孔子對三代文明都給予了高度的肯定，但他的最終選擇還是：“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而他之所以這樣選擇，便是因為“周監于二代”，即周代文明是在夏商文明的繼承基礎上的發展。而孔子對周代的文明也并非全盤照搬。禮樂文明是周代文明的主體，經過數百年的演進，到了春秋時代，周文疲弊，禮壞樂崩?？鬃訉ΧY樂文明的崩壞，痛心疾首，其應對之舉就是“援仁入禮”“以仁釋禮”。用牟宗三先生的話來講就是，“圣人并不是保守頑固”，“儒家并不是抱殘守缺，死守著那個周禮”。
“仁”字雖然在《詩》《書》等文獻中已經出現了，但作為一個思想觀念被提出，則是孔子的創造。正如牟宗三所贊譽的那樣：“儒家對人類的貢獻，就在他對夏商周三代的文化，開始作一個反省，反省就提出了仁的觀念。”從此，作為儒學的內在核心，“仁”和“禮”同時構成了儒學之為儒學的根本之點，形成了一個綜合性、整體性的觀念及文化系統，在天道觀、心性論、工夫論、倫理學、政治哲學等維度都有所延展，而后來各自儒學新形態都以此為基石來展開。
比如，作為戰國時期儒學的兩大高峰——孟子和荀子，便分別側重于孔子的仁和禮，發展并豐富了儒學的義理世界。當然，孔子對于之前的各種思想，都作出了創新性的詮釋。比如對天命、鬼神等舊傳統，孔子賦予了新的內涵，其歷史貢獻是巨大的。正如錢穆先生所說的那樣：“在孔子以后，中國歷史文化又復有兩千五百年以上之演進，而孔子開其新統?！?/span>
而漢學家史華慈也不得不承認：“有充分理由表明，正是由于孔子將注意力聚集到‘仁’概念之中，孔子才成為一名革新者而不只是傳述者?！逼鋵?，即便僅以孔子整理六經而言，“述”也并非僅僅是一番收集匯編的簡單工作，而是“經孔子加一番贊修筆削理董之手續后，殆莫不各賦以新含義與新生命，則與其謂為‘述’，無寧謂為‘作’矣”。
孔子在實踐上的創新，就在于開辦私學，打破了貴族對教育的壟斷，這是破天荒的大事。他提出“有教無類”的原則，更是震古爍今的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孔子絕非保守主義者，而是一個極具魄力的革新者。他適應了時代對文化的需求，突破既有傳統，創辦私學，不分貴賤貧富，只要有向學之心，便能夠接受教育。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說：“中國學和教的觀念當然不始于孔子，可是使‘學’與‘教’成為普遍的人類的東西則確系奠基于孔子?！@是改變人類運命的驚天動地的大事?！?/span>
當然，更重要的是，由孔子所奠定的儒家創新傳統，也被后儒繼承下來。他們因應時代之需求，通過汲取不同的文化資源，創新儒學發展的范式，進而出現了漢唐儒學、宋明儒學、現代新儒學等不同形態。其背后的義理依據就是“與時偕行”的“創新”意識。儒家經典《大學》所謂“茍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精神命脈，貫注于后世的孟子、荀子、董子、程朱、陸王、顧黃王及現代新儒家諸賢身上。
而儒家經學的詮釋史表明，經學雖有疏不破注，重視家法、師法等“保守”傳統，但兩千年間的經學闡釋還是有各種新見新解不斷被揭示出來，成為時代改革的思想資源。儒家當然更重視漸變的改良、改革，但對于革命，也并不排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周易?革?彖傳》），不論是改革還是革命，都是與“時”的需求分不開的。
時至今日，儒學和中華文明也面臨著新的時代課題和使命，激發出中華文明本身的創新性，積極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建構儒學新形態、中華文明新形態，都是勢在必行的。正如賀麟先生所指出的：“儒家思想的新開展，基于學者對于每一時代問題，無論政治、社會、文化、學術等各方面的問題，皆能本典型的中國人的態度，站在儒家的立場，予以合理、合情、合時的新解答，而得其中道?！?/span>
三、“天下一家”與中華文明的統一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統一性。中華文明從起源、奠基到發展、壯大，形成了多元一體的格局。根據考古學家的研究，中華文明在起源階段，呈現出“滿天星斗”（蘇秉琦先生語）的格局。隨著文明的傳播與交融，逐漸形成若干重要的文明高地，以此形成強大的輻射力和凝聚力，大約在夏商周時期，形成了統一的基本格局。此后，盡管經過了若干次大的分裂，但統一永遠占據著主流。
中原文明的高度發達，也對周邊的少數民族文化產生了巨大影響，最終形成以漢族為主體，五十六個民族是一家的多元一體格局，維護著中華文明的統一。正如傅斯年所說，“我們中華民族，說一種話，寫一種字，據同一的文化，行同一的倫理，儼然是一個家族”。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是多元因素促成的，比如“書同文”就是其中非常關鍵的一項因素。不過，孔子思想與中華文明統一性的形成，也有密切的關系。
孔子創立的儒學思想，重視秩序，重視統一。首先，孔子推崇王道，而王道的特點就是通過德行極高的圣王的教化，使整個天下實現有序與和諧?？鬃拥淖罡呃硐胧恰疤煜聻楣钡拇笸鐣Ｆ浯?，便是孔子對周代所開創的禮樂文明的維護。禮樂文明實際上是一種倫理—政治文明，強調每個人都處于倫理關系之中，承擔著不同的倫理角色。周禮所確立的基本原則是親親與尊尊，孔子便希望通過強化這種人與人之間的情感紐帶來凝聚倫理。
周代禮樂秩序下，政治上建立了以王為最高等級，諸侯、卿、大夫、士等依次遞減的等級秩序。王被尊為天子，具有政治與宗法雙重權威。而孔子推崇王道，強調尊王。孔子主張“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反對“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及“陪臣執國命”等禮壞樂崩的亂象。
比如孔子極力反對魯國執政大夫三桓僭越禮制，在祭祀中使用天子才能使用的《雍》樂，對季孫氏“八佾舞于庭”深惡痛絕，嚴厲批判。而孔子從其“仁禮合一”的思想出發，提出“天下歸仁”的理想目標。天下是孔子思考問題的空間視野，而天下作為整體性的視野，便超越了狹隘的國、族、家。這說明孔子思想中有特別強調“整體性”“統一性”的一面。
關于孔子思想對“統一性”的影響，最關鍵的還是在《春秋》?？鬃幼鳌洞呵铩罚涍^其后學的闡發，形成了多家《春秋》學，尤其以公羊學成就最高，影響最大。而公羊學所闡發的春秋義理，有兩點與“統一性”密切相關，其一是“大一統”，其二是“夷夏之辨”。
孔子作《春秋》，其目的就在于以“春秋書法”來實現對違背禮樂秩序現象的批判，從而實現尊王的目的。孔子贊美管仲的功績，也是從他能夠尊王攘夷，維護天下秩序的角度立論的。為此，孔子提出了“正名”說，藉此維護天下秩序。孔子并沒有明確提出“大一統”思想，但是根據公羊學的闡釋，《春秋·隱公元年》經文“元年春，王正月”便是孔子“大一統”思想的展現。后世公羊家對此進行了深入的闡發。
不過，現代學者已經明確指出，近代以來，人們習慣于把“大一統”理解為“大統一”是一種誤讀。如此而言，是否就談不到孔子“大一統”思想對“統一性”的影響呢？其實，從本義上而言，孔子“大一統”的思想固然別有所指，并非是今天意義上的“大統一”，其中的“大”表尊崇，“一統”也是強調王道，但是到了公羊家的解釋，“大一統”與“通三統”聯系起來，強調的是綱紀的一統。
從這個意義上說，“一統”本身就暗含著“統一”的意思。因為“一”表達的是整體、全一，而“統”則有統緒、統領的意思。所以，從元代開始，“大一統”一詞便具有了今天所謂“大統一”的意涵這一引申義，并不能說是偶然的。孔子思想中，確實重視“一”，如孔子強調“一以貫之”便是一種整體性思維。
孔子在談到禮的根據時，也曾經提出“禮本于太一”的說法。這都是孔子“一”思維的體現。正如安樂哲先生所揭示的那樣，中國哲學有一個突出特點就是“一多不分”，即將整體性與多元性融合。而孔子這樣一種思想，到了孟子，便正式提出“定于一”的政治主張。而荀子在戰國末期也特別重視“一”，強調“天下為一”。這都與孔子的天下觀是吻合的。
孔子還重視“夷夏之辨”，但孔子的“夷夏之辨”重在維護文明、反對野蠻，而不特別在意族群。如徐復觀先生所揭示的那樣：“《春秋》華夷之辯，乃決于文化而非決于種族。”因此，孔子所倡導的“夷夏之辨”不是后世某種狹隘的民族優越主義立場，而是基于文明立場上的一種判斷。正如韓愈在《原道》中所揭示的那樣：“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所以，孔子才會感慨“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并“欲居九夷”，以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論語·子罕》）?；诖?，中華，作為一個概念，也不僅指一種地域或國家的名稱，而“指向一文化的集團”，故“中華的意義是文化的，不是種族的”。
因此，將“大一統”與“夷夏之辨”結合起來，我們便能理解，孔子在《禮運》提出的“天下一家”觀念便是他推崇統一的最顯著體現。孔子說：“圣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保ā抖Y記·禮運》）耐，通“能”。這里強調的就是“天下一家”的觀念。這與《論語·顏淵》中“四海之內皆兄弟”的觀念是相通的。“天下一家”顯然是對“夷夏之辨”的一種超越。后者強調的是差異，而前者則凸顯一體。
正是在這樣的“天下觀”的影響下，后儒格外重視天下秩序的建構，從而為中華文明的統一性提供了堅實的基礎。而孔子之道也成為后世中華文明的重要內核，發揮了不可替代的維護統一的作用。徐復觀先生認為，“中國歷史中所表現的對異族融和同化之力特強，這和孔子的這種思想，有密切的關系”。信哉斯言！今天曲阜孔廟有一座“同文門”，就是用以表彰孔子思想在中華民族文明統一性方面的作用和貢獻。
四、“和而不同”與中華文明的包容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中華文明在形成發展、歷史演進過程中，向來以開放包容為突出特色，善于學習吸收異文明的優長，可以稱之為“學習型文明”。中原華夏族不斷吸納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不斷地融合，最后形成多元一體的格局，體現出強大的包容性。同時，在與世界其他地域文明的交流中，不論是通過絲綢之路而出現的文化交流融合，還是印度佛教的東來，以及近代以來對西方文明的積極學習，都是中華文明包容性的體現。中華文明在長期的、不斷的文明交流之中，自身得以不斷豐富、發展。這與孔子的思想也是分不開的。
包容性的前提是開放性。中華文明的開放性，與孔子所倡導的“學習”精神密不可分?！墩撜Z·學而》載孔子之語：“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而縱觀孔子一生，學習的精神，形成孔子的獨有標識?？鬃訉Υ艘卜浅Ｗ孕?，他說：“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保ā墩撜Z·公冶長》）也正是基于這樣一種好學的品質，孔子才能由“十有五而志于學”，經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最終實現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的自由境界，達至生命的圓滿。
孔子一生不斷向他人求教，表現出極高的開放心態。這樣的開放心態，源自孔子對生命的覺解。他善于反省，而反省、反思恰恰是人發現自己的問題進而尋求改正、補足的前提。反省意識源于一種謙德，孔子是人文主義者，他高度肯定人的價值，但又強調人應該保持謙虛。其實，所謂謙虛的狀態，就是一種敞開自我的開放性。
孔子所倡導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則最終奠定中華文明的包容性的文化基因?！昂汀钡乃枷朐谥袊鴾Y源有自。西周末年的史伯就已經明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提出“和同之辯”的哲學命題。春秋時代的晏子更是以“和如羹焉”的譬喻，深化“和同之辯”在政治上的意義，更進一步深化了“和”的哲學。孔子接續了這一思想理路，旗幟鮮明地提倡“中和”思想?？鬃泳幱啞渡袝?，在《堯典》中就明確記載著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的光輝事跡。此處的“親”“睦”“平章”“協和”等詞語，其實都是在強調一種“親和”關系。
類似這樣一種突出倫理情感的社會政治思想，從《尚書》便已奠基。而孔子賡續了這樣的中華古文明的哲思，從而提出“天下一家”“和而不同”的觀念。根據史伯的說法：“以他平他謂之和?！保ā秶Z·鄭語》）“同”意味著一元，“和”則意味著“我”之外還有他者，是以多元為前提的和諧共生，蘊含著突出的包容性。正如姚新中先生所闡明的：“和而不同是基于尊重存在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而形成整體性和共同性的理念和方法，是一種新的哲學?！?/span>
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睔v來對此解釋眾說紛紜，但揆之孔子整體思想，則是孔子反對對“異端”之“攻”，而顯示出的某種包容性，孔子用自身的生命踐履與學問實踐踐行著這一理路。有兩個例子可以說明。
第一，孔子向老子請教。根據《史記》及《禮記》《孔子家語》等文獻的記載，孔子曾拜訪請教過老子?？鬃右郧蠼陶叩男膽B，虔誠問學，對老子推崇備至，盛贊老子“猶龍”。我們在《論語》中讀到的“無為”的觀念，恐怕便與孔子對老子思想的汲取有關，而老子對孔子則是傲慢貶斥的態度。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孔子所開創的儒學具有極為自覺的包容性。
第二，孔子對鬼神觀念的態度。孔子主張“敬鬼神而遠之”，踐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祭祀觀?？鬃幼鳛橐粋€人文主義者，具有強烈的理性，對鬼神早已不似三代先民那樣的迷狂與恐懼，但他并不因此而明確加以否定。這正是一種“君子以為文，百姓以為神”的寬容態度。其實，進而言之，“和而不同”的立場，也是孔子的“恕”道必然推導出的。孔子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一觀念已經被公認為人類倫理交往的“黃金法則”。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自然也包含著承認他者的價值，體現對他者的尊重包容。
孔子這種包容性思想也為子思等后世儒家所繼承。《中庸》強調：“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倍抖Y記·樂記》則通過對禮樂本源與本質的闡釋強調了“和”的價值：“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于天地，然后能興禮樂也?！泵献觿t強調“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明確肯定世界萬物的差異性、多元性是世界的本來面目。
這無不是在孔子“和而不同”觀念基礎上的新闡釋。這為此后文化生態的維護和建構提供了價值的遵循。后世儒家也不斷踐行著兼收并蓄、吸納眾流的觀念，不斷推動自身的更新迭代。而就整個中華文明而言，在漢代以后，雖然是儒學占據主流，但是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間宗教都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各民族的文化也得到了尊重和保護。這充分說明了“和而不同”觀念產生的包容力。
五、“仁者愛人”與中華文明的和平性
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如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中國大地上也不斷上演各種戰爭，可以說史不絕書。但其中的非正義戰爭，都是不符合中華文明主流價值觀的，是受到有識之士的批判與反省的。反過來，正是在人類殘酷的生存發展境遇中，中華文明格外珍視和平，反對暴力。縱觀世界歷史，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不具有侵略性的民族，極少發動侵略性的戰爭，反而抗擊侵略的例證則不勝枚舉。
正如孫中山所說：“蓋吾中華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衛之不得已，決不肯輕啟戰爭?！睉馉?、暴力伴隨著整部人類歷史，至今也無法根除。但中華文明為推動世界和平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其一是不好戰，倡導和平，維護和平。其二是勇于抵抗侵略，反對戰爭，制止戰爭。這源于中華文明本身所內生的和平性特征。而中華文明的和平性，與孔子思想也有著不可忽視的內在關系。
孔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仁”。樊遲問仁，孔子以“愛人”釋之。因此孟子以“仁者愛人”為仁之基本義。當然，仁與愛并不等同。正如唐君毅先生分析的那樣，愛是情，仁是性。仁可以表現為愛與慈悲，但是即便不表現也仍是仁?！叭适且磺袗叟c慈悲及人之生命之一切表現之根原”?？鬃映珜А叭蕫邸保敲鎸θ祟惞餐w的建構問題所提出的。人是社會化的動物，“人能群”，這是人的最大特征。人如何“群”？這便是哲人們必須思考的政治學問題。
儒家將“人”放入了從己到家、族、鄉黨、國、天下、宇宙這樣一個由近及遠的同心圓的關系網絡之中。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保ā睹献印るx婁上》）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國與國之間，都必然因為現實的利益糾葛產生矛盾。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解決，便是爭斗與動蕩。自古及今，無不如是。孔子的解決之道，便是強調在人與共同體的建構中，以“我”為起點，強化由血緣親情而產生的“愛”，培養此“親親之愛”到更廣泛的“人類之愛”“天地之愛”，從而確立和諧的秩序，即由“修身”而“親親”而“仁民”而“愛物”。
正如《大學》所昭示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的“修身”工夫，可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奠基。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由“愛”升華為“仁”，“仁”以“親親之愛”為基礎和起點，經過不斷的工夫修煉，可以不斷向外推擴，最后可以實現“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孔子說：“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保ā抖Y記·禮運》）
孟子對孔子的仁的思想做了進一步深化。他從心性論的角度，找到了“仁”的形上學依據，把隱藏在孔子思想深處的性善論加以顯化。由此，仁愛便有了人性的內在基礎。到了宋明理學，進一步升華了仁愛的觀念。二程所謂“天地萬物一體之仁”，張載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乾稱》），都拓展了仁的命題。
一方面，孔子提倡德治和禮治，堅定反對“不義”戰爭。孔子、孟子基于“仁”學與“性善論”的立場，倡導王道、仁政學說，追求社會和諧、天下大同。孔子明確宣稱：“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保ā抖Y記·禮運》）對內主張教化，對外強調和平?？鬃雍兔献佣紡娬{“富而后教”，反對不教而誅?？鬃诱f：“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故也。夫慢令謹誅，賊也。征斂無時，暴也。不試責成，虐也。”（《孔子家語·始誅》）他們都對戰爭的殘酷性有深刻的認識，反對不義戰爭。
《論語·述而》記載：“子之所慎，齋、戰、疾。”又《子路》記載孔子說：“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笨鬃淤澷p管仲的功績，便在于他能夠“一匡天下”而“不以兵車”。周游列國，衛靈公問陣，孔子婉辭加以拒絕。孟子更是對戰國時期“殺人盈城”“殺人盈野”的暴虐進行了無情的批判，聲稱“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激烈地反對兼并戰爭，故謂“春秋無義戰”，甚至揚言“善戰者服上刑”（《孟子·離婁上》）。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通過禮治和德治，讓社會秩序得以有序而和諧，減少各種矛盾與沖突。德治與禮治，都是突出和平手段治理社會。正如孔子弟子有子所云：“禮之用，和為貴。”（《論語·學而》）
孔子對葉公所闡明的“近者悅，遠者來”的道理，向子路、冉有講述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論語·季氏》）的主張，對曾子闡明的“上之親下也，如手足之于腹心；下之親上也，如幼子之于慈母矣。上下相親如此，故令則從，施則行，民懷其德，近者悅服，遠者來附，政之致也”的“王道”之效，無不體現了由德禮而致和諧太平的理想。孟子更明確倡導仁政，主張以德服人。受儒家這一立場的影響，“中華文明對外部世界秩序的政治想象和處置態度是以禮治—德治為中心的，這是從其本部事務‘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延伸出來的。儒家思想指導的對外政策，一般不主張擴土拓邊，是以安邊為本，睦鄰為貴”。
另一方面，孔子又不絕對地反對戰爭。孔子謂：“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因此可知，仁中必然蘊含義，而仁者一定要反對不義?？鬃诱J為，為了維護正義和秩序，對于不義行為要有正義的舉措?？鬃涌隙ā岸Y樂征伐自天子出”的合理性，所謂“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主張“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所以他不僅能夠成功在夾谷之會上維護魯國的利益，而當齊國發生陳恒弒其君的政變時，孔子居然“沐浴而朝”，“請討之”。孟子也強調“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梁惠王下》）。這都是表明維護正義之戰爭是值得肯定的。
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論：“中國的儒者，與受儒家教化的中國人，始終不忘其歷史文化之相續，在希望天下一家講信修睦的理想下，維持其國家之存在，至數千年之久。這就是因為孔子及以后儒者之精神，是從天人之際的仁道上立根，徹上徹下，徹內徹外，存心以仁，行道以義，一面敬天愛人，寬裕溫柔，一面建立國際國內之義道，以延續文化之統緒，民族志生命之志，又極剛強之故?！?/span>
綜而言之，孔子在思想上的立言，在生命中的力行，確立了儒家的基本立場，為后世儒家所遵循和發揚，因之也凝聚成了中華文明的五大特點的文化基因。正如張祥龍先生所揭示的那樣：“正是孔夫子賦予了華夏世界獨一無二的思想風貌，影響廣大深遠，波及東亞，引動西方啟蒙大哲伏爾泰，卻不同于任何其他文化的思想格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