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久的中華文明為人類世界貢獻了許多杰出的成果，中國傳統教育是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而在諸多的中國傳統教育成果中，書院是其中最杰出的優秀典范。中國書院不僅僅鮮明體現了人類文明追求、傳承知識與道德的普遍性價值，尤其集中了中華民族數千年的人文理想、歷史經驗、教育實踐，代表了世界教育體系中的一種獨特模式。
書院成型于兩宋時代，它不僅僅是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精華的集中體現，也是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精華的集中體現。陳寅恪先生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1]兩宋文化之所以能夠實現華夏文化的登峰造極，是她成果地吸收和發展上千年歷史文化的結果；而作為宋代文明成果的書院之所以是中華文明的典范，也恰恰是其繼承弘揚數千載華夏文化的結果。
一 宋代書院傳統的溯源
中國書院成型于兩宋時代，但它并不是偶然產生的。無論是書院精神，還是書院制度，均是悠久中華文明長期發展的結果，我們完全能夠在兩宋之前找到更為久遠的文化之源。譬如，關于書院制度的來源問題，學界一直存在多種看法：有人將書院淵源追溯到魏晉隋唐的佛教禪林，而另有人追溯到漢代的精舍或太學，還有人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諸子講學或稷下學宮。其實上述這些說法不無一些道理，但任何一種說法均有一些片面。僅僅對中國書院作某種單一特質、簡單比附的溯源，不能夠充分說明書院的文明典范意義的。對中國書院文化溯源，應該有一個“華夏文明之演進”的整體思考，這樣，就既可以找到書院精神的中華文化傳統之源，也可以找到書院制度的中華文化傳統之源。
首先溯源書院精神的中華文化之源。中國書院雖然成型于兩宋時代，但是卻集中了上千年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理想，集中了中華民族在千年歷史中的政教理想、教育實踐。自兩宋士大夫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出書院之后，書院竟然能夠一直保留著旺盛的生命力，在中國文化史、教育史、學術史的發揮重要作用達一千多年，并成為中華文明的杰出典范。這些原來并不起眼唐宋民間書院，為什么可以承載這么悠久而厚重的精神理念、文明意義？
中華文明具有早熟的人文精神傳統，中華先賢早在殷周之際就已經擺脫對神靈的崇拜開始具有清醒的人文理性。當其他民族和文明仍然在精神上完全依賴神靈時，中華民族發現了人文理念的強大力量。西周先賢在歷史劇變、朝代更替的大變革中，思考人和天的關系，形成了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傳統。周人發現不能夠完全依賴神，而是要有人文自覺，以德配天，其實這就是中華文化史上最早的“人”的覺醒，表達出中華民族執著的人文精神追求。此后，中華先哲開始依靠人文理性來思考和解決個體精神成長、家國秩序建立、天地宇宙和諧的重大問題。中華先哲認定理想世界的建立，離不開“人文化成”的教育。孔子、子思、孟子等人就是在西周人文精神的基礎上，創造出了追求師道精神、建構中華政教形態的儒家學派。
朱漢民《玄學與理學的學術思想理路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
歷史上很多中外學者，往往把中華文明、東亞文明稱之為“儒教文明”，類似于基督教文明、伊斯蘭教文明、佛教文明等以宗教為精神支柱的文明形態。從中華文明的精神支柱是儒學而言，這一說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必須指出，“儒教文明”的“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無論是從儒教文明的歷史衍化來考察，還是從儒教文明的實存形態來分析，均會發現所謂“周孔之教”的“儒教”，其實主要是一種人文教育。儒家文化是從中華文明中生長出來、同時又成為中華文明的精神支柱，恰恰在于其獨特的以教育為中心的思想體系、文化形態。儒家學派確立的價值體系、文化形態為什么會以教育為核心內容？“儒”直接起源于從事教育職官的“司徒”、“師儒”。《周禮》記載了履行教育職能的“司徒”、“師儒”之職，如《周禮·天官·大宰》中有“師儒”的官職規定，包括“以賢得民”、“以道得民”教化。鄭玄也注釋“師儒”為“有德行以教民者”、“有六藝以教民者。”[2]所以，班固《漢書·藝文志》解釋儒家的來源時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于道為最高。”[3]孔子作為創立儒家學派之師，他所信奉最高的“道”，其實就是儒家原本作為“師儒”身份而信奉的“師道”。
所以，儒家創建者孔子不是能夠預言未來的“先知”，他不會是宗教領袖，而是實踐“師道”的普通人師。《論語》記載了孔子的夫子自述，他只是一個“十五有志于學”的好學之士，是一個一輩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師者。而且，早期儒家的思想追求就是所謂“師道”，孔子說：“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孔子主要是以“師”的身份傳承道、實現道，并將教育目標看作是“道”的實現過程，即《中庸》所說的“修道之為教”。在人文理性居主導地位的儒家經典體系中，《周易》的“神道設教”，最終必須落實于“人文化成”的師道。要而言之，中華文明主體的儒家之教的使命，就是希望通過教育而建立一個合乎“道”的理想世界。這一“師道”精神的最終目標就是要建立一個和諧美好的社會秩序，最終實現和諧家國與大同天下。可見，儒教的“教”，其實就是指儒者以“師”的身份而達到化成天下目標的教育活動。
“儒教”也有自己的經典，即《六經》與《四書》。但是，儒家這些經典都不是上帝的訓諭，而不過是實施人文教育的書本。《六經》原本是三代先王之政典，由朝廷保留下來作為王室貴族子弟學習先王治理經驗之用，而司徒之官要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也離不開以這些政典為范本的教育活動。所以，春秋時期官學廢弛以后政教分離，孔子創立儒家學派的目的是在民間復興西周禮樂之教，故而整理《詩》、《書》、《禮》、《樂》、《易》、《春秋》，作為儒家士人教育的人文教本。這些教本承載了儒家人文之“道”的理想，故而被他們尊之為“經”。另外，儒家的《四書》即《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更加鮮明體現出儒家人文教育的特點。在春秋戰國時期，儒家諸子均是作為傳授學業的老師而尊稱為“子”，其弟子將老師的講學記錄下來加以整理，就成為《論語》、《曾子》、《子思子》、《孟子》等儒家子學著作。宋儒將這些典籍合集而重新注釋，將其命名為《四書》，《四書》成為宋儒教育人、培養人的核心經典。宋儒認為《四書》是承載儒家“道統”的經典，其實它們本來不過是宋儒實踐成人之教的教本。
還應該指出的是，儒家并沒有把教育僅僅看成是維護現存政治秩序的手段，而是進一步從人的內在潛能挖掘、自我人格的完善來探討教育的本質和作用。孔子強調教育首先應該是自我教育，他將教育看作是受教育者的“為己之學”；孟子認為教育首先需要啟發自我潛能，他將學習理解為一種“自得之學”。所以，在儒家的教育理念中，均包涵著發展個體人格、弘揚主體精神、實現自我價值的人文精神。孔子的教育理想是“成人之教”，他的所謂“成人”就是全面發展的人，即包涵著個人在智、仁、勇以及文化素養、綜合素質均得到全面發展。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所謂“成人”其實也就是理想人格的“君子”、“圣賢”。總之，儒家教育理念的核心思想包涵教育對個體全面發展的促進。
儒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一派，至西漢實行“罷黜百家、表彰六經”的政策之后，儒家成為中華文明的主體思想，儒家在國家政制、文明體系中的地位大大提升。但是，后代許多儒家士大夫發現，他們的師道理想并沒有真正實現，因為兩漢經學關注的是“王制”，加之在朝廷的主導下經學已經被改造成一種霸王雜之的政治儒學，而宋儒追求更加純粹、更加重要的“王道”。對儒家士人而言，經學與經典教育衍化為一種章句之學、利祿之途，完全背離了早期儒家的“初心”。到了唐宋變革之際，當儒家的主體精神得到張揚時，宋代儒家士大夫意識到“王道”的實現必須首先以早期儒家“師道”的實現為前提條件，他們開始呼喚孔孟的師道精神，希望恢復早期儒家的政教理想。后來人們贊譽的書院精神，其實就是他們希望復興的孔孟儒學的師道精神。
如果說追溯書院精神源頭，應該追溯早期儒家“志于道”的師道精神的話，而要追溯宋代書院的制度源頭，則應該探討一千多年中國古代教育制度的演進和發展。作為文化教育機構的宋代書院，并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繼承和發揚了中國悠久的教育傳統，包括先秦私學爭鳴、漢儒精舍太學、魏晉竹林清談、隋唐寺院禪修，等等。作為一個教育組織機構，特別是作為一種士人、士大夫自由講學、研究經典、學術辯論、修身養性的獨特文化教育組織，宋代書院其實是千余年來教育形式不斷發展、積累的結果。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成功講學形式，在宋代書院這里似乎都可以找到。先秦以來，中國學術史、教育史曾經經歷過幾次重大歷史變革。人們經常講到的先秦諸子、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的學術史變革，往往是既包括學術思想、教學內容的演變和發展，也包括教育制度、教學形式的演變和發展，而后者恰恰是書院制度的淵源。
朱漢民《中國書院文化簡史》，中華書局2010年版
先秦諸子的思想內容是儒、墨、道、法、名、陰陽等不同學派的思想，而先秦諸子之所以能夠開展學術創新、人才培養的活動，其實主要是民間私學的講學形式。先秦諸子不僅在私學展開相互討論、相互辯論，后來還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稷下學宮。宋代書院之所以成為不同學派的基地，顯然是繼承了先秦諸子的自由講學的私學組織形式。兩漢經學代表一種新的學術形態和教育形態。兩漢確立了儒家經學獨尊的地位，兩漢經學的研究和傳播機構不僅是指太學、州學，還包括士大夫自創的“精舍”，漢代的經學大家主要在太學、精舍里研究經學、培養弟子。實際上，宋代書院繼承了兩漢經學的學術傳統與教育傳統。宋儒同樣推崇、研究、傳播儒家經典，宋代書院成為宋儒研究、傳播儒家經典的重要基地，繼承了漢代太學、精舍的傳統。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很多學術大家如朱熹、陸九淵等，他們將自己最早創辦的書院，也直接叫作“精舍”，如朱熹的武夷精舍、陸九淵的象山精舍等，這些精舍后來才改名為“書院”。魏晉時期玄學大盛。魏晉名士們喜歡聚在山林清談本末、有無、名教自然等形而上的玄理，魏晉盛行的“玄談”其實是士大夫的學術辯論會或研討會。魏晉名士對形而上之理的關注，深刻影響了宋代士大夫，與此同時，魏晉名士匯聚山林談玄析理的生活態度與論辯形式，也影響了創辦書院的理學家。理學家們在書院也辯論理氣、道器、有無，追求一種超越精神的圣賢氣象，應該是對魏晉清的繼承和發展。隋唐佛學大盛，佛學的精致理論、精神境界對宋儒構成挑戰，也激發了宋儒的學術創造激情，隋唐佛學也因此成為新儒學的重要思想來源。與此相關，隋唐佛教喜歡在名山大川修建寺院的研經、禪修活動，也影響了宋代的書院。最早的書院大多均是建立在名山之中，儒家士大夫在講習儒家經典之外，還特別注重心性修養。有些書院還形成了所謂“半天讀書、半天打坐”的傳統，實際上是吸收了佛教寺廟的禪修方法。
由此可見，宋代書院的教育組織形式能夠形成，并不是偶然的。沒有前面長期的教育實踐的一千多年的積累，就不可能有宋代書院的形成。宋代書院其實是將以前教育實踐的傳統，都吸收、集中到這一種新的教育組織形式中來，從而形成了代表儒家士大夫理想的書院。可見，書院之所以能夠成為重要的、延續千年的教育-學術機構，是集歷史之大成的結果。但是，宋代書院形成后，能夠得到那么大的發展，還有一個重要的歷史機遇，即唐宋之際的重大變革中文化復興的要求。也就是說，宋代書院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還和其承擔的了那一個時代的重要文化使命有關。
二 書院精神的典范意義
唐宋變革之際，儒家士大夫崛起并進一步強化自己作為文化主體的自覺意識，他們不僅主導和推動唐宋之際的思想文化變革，同時還希望在山水之間搭建一個以“書”為中心的院落，以承載自己的師道精神和人文理想。他們將自己建立起來、并苦心經營的新型文化教育機構叫做“書院”。
在創辦書院的熱潮中，宋代士大夫群體總是特別強調，他們之所以要在官辦的太學州學縣學之外另辦書院，是因為書院在教育理念、辦學宗旨上的特殊性。后來學術界、教育界人士紛紛肯定存在一種“書院精神”。究竟什么是“書院精神”？學者們往往有著不同視角的表述。其實，所謂“書院精神”，恰恰是代表宋代士大夫人文理想的師道精神。從中唐到宋初，在士大夫群體中有一個十分強烈的呼喚，就是在批判漢唐士大夫沉溺章句辭章之學的陋習時，強烈呼喚復興早期儒家士人的師道精神。我們知道，“儒”本來就源于以教育使命的“師儒”，孔子號召儒士應該“志于道”，其實就是強調士師與道結合的“師道”精神。孟子特別強調儒家士人的師長身份和師道尊嚴，他說：“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于仁而已。”[4]孟子肯定儒者承擔的是“堯舜之道”，故而賦予了“師”具有“道”的崇高使命與精神權威。唐宋之際儒家士大夫積極倡導復興早期儒家“師道”，并希望以師道精神重登歷史舞臺。
所以，對宋代士大夫而言，復興儒學、重建儒學是從師道復興開始的。歐陽修在《胡先生墓表》一文中說：“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5]歐陽修肯定了胡瑗、孫明復、石守道對推動師道復興的重要貢獻，他們三人開始中止“師道廢久”的歷史而重新開始使“學者有師”，同時肯定他們對宋學學統的創建之功。可以發現，宋儒往往勉勵自己應該能夠“以師道自居”，他們對于“師道”的責任意識內涵豐富：一方面，宋儒主張“以師道自居”而拓展出對帝王的教育，發展了宋代極有特色的經筵講學；另一方面，宋儒“以師道自居”而拓展對民間社會的教化，故而大量創辦書院。在宋代士大夫的積極入世活動中貫穿一個重要思想，就是一種師道精神的為政與為學，而特別體現在他們的書院教育。關于宋儒的師道復興與書院教育的密切聯系，明清之際王船山曾經有評論，他說：“咸平四年，詔賜《九經》于聚徒講誦之所，與州縣學校等，此書院之始也。嗣是而孫明復、胡安定起，師道立，學者興，以成乎周、程、張、朱之盛。”[6]他認為，宋學由初起走向大盛，與師道主導下的書院教育密不可分。北宋初年，書院興起，特別是孫明復、胡安定等宋初諸儒的推動，使得師道立而學者興，推動了宋學之興，最終形成了宋學的“周、程、張、朱之盛”。
朱漢民主編《清代湘學研究》，湖南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宋代書院的師道精神體現在許多方面，而最為集中體現宋儒對書院宗旨的確立。有一個重要的文化現象，從宋代以來，創辦和主持書院的儒家士大夫，總是將“道”的承擔作為創辦書院的基本宗旨和教育目標。《宋元學案》曾經記載一段重要的對話：
文靖(楊時)曰: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程)若庸亦曰:創書院而不講明此道，與無書院等爾。[7]
這一段話之所以重要，是程若庸非常鮮明地將書院的創辦與師道的使命緊密聯系在一起。從宋初開始，儒家士大夫開始倡導復興以“師道”為思想旨趣的孔孟之道，后來還發展出標榜“道學”、“道統”為主流的新儒學思潮。盡管他們倡導師道精神包括了州府之學與民間書院兩個系統，但是他們很快發現，他們主導的書院才是表達自己師道精神的最佳場所。南宋理學家黃震說：“古之所謂治者，導迪天理民彝，使各歸于理而已。自后世以簿書期會為治，典教之責，獨歸學校之官。至三舍法行，學校又一變為程文利祿之地，雖職教者，亦言不暇及理。所謂天理民彝，如一發引千鈞之寄，獨賴諸儒之書院耳。”[8]官學往往與朝廷政治聯系太緊密，當官學壟斷了典教之責而成為“程文利祿之地”后，承擔師道之責的教育只能夠寄希望于“諸儒之書院”。
所以，一切具有復興儒學、重建儒學的士大夫創辦書院，總是會講創辦書院的宗旨確立為“道”，弘揚宋代士大夫特別張揚的師道精神。從北宋的“宋初三先生”，到南宋乾淳“四君子”，他們都是通過創辦書院而復興師道，解決官辦學校所不能夠解決的師道精神問題。這正如理學家袁燮所說：“古者學校既設，復有澤宮。今長沙之岳麓、衡之石鼓、武夷之精舍、星渚之白鹿，群居麗澤，服膺古訓，皆足以佐學校之不及。”[9]
所以，兩宋時期那些有師道精神追求的士大夫，也是最有學術創新成就的宋學學者。如石介有非常明確“道學”目標的追求，他有著鮮明的傳承和復興儒家之道的道統意識，并且將此道統意識與書院建設結合起來。他在應邀作《泰山書院記》中，就將道統承傳與書院使命統一起來，他說：“夫堯、舜、禹、湯、文王、武王、周、孔之道，萬世常行不可易之道也。……吾學圣人之道，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10]石介以書院教育承擔儒家之道的傳承，就是宋儒的師道精神。另外他還長期主持徂徠書院講學，被學者稱為“徂徠先生”。特別是南宋著名的朱熹閩學、張栻湖湘學、陸氏象山學等主要理學學派，均在創辦書院過程中明確以復興先秦儒家之道為宗旨，其實就是將書院建設與師道精神結合起來。如南宋乾道淳熙年間，朱熹在福建武夷山創辦了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因學徒增多而擴建并改名為滄州精舍。朱熹之所以積極創辦書院，與其傳道精神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淳熙年間韓元吉撰《武夷精舍記》說：“然秦漢以來，道之不明久矣，吾夫子所謂志于道亦何事哉！夫子，圣人也。……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學者，相與酬酢于精舍之下，俾咸自得。”[11]他表達了朱熹創辦武夷精舍的宗旨，即希望解決秦漢以來師道不傳的嚴重問題，以“自得”孔子之道。又如張栻在《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中，明確了修復岳麓書院的辦學宗旨：“豈將使子群居族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抑豈使子習為言語文詞之工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斯道而濟斯民也。”[12]他強調岳麓書院的宗旨與目的是傳道濟民，這也是不同于科舉利祿、訓詁辭章的師道之學的復興。陸九淵率弟子在江西創建了象山等諸多書院，其弟子袁甫在《象山書院記》中也明確指出：“書院之建，為明道也。”[13]袁燮在其撰寫的《東湖書院記》中，進一步明確其師道的學派特點，他說：“雖然君子之學，豈徒屑屑于記誦之末者，固將求斯道焉。何謂道？曰：吾心是也。”[14]袁燮是陸九淵的著名弟子，他不僅僅強調書院的教育宗旨是求道，同時進一步指出此道就是孔孟之道的“為己之學”、“自得之學”，他認為此學只能夠源于“吾心”。
宋代士大夫之所以會普遍將書院宗旨確立為“明道”，其實也是為了明確書院教育的核心、靈魂其實就是“師道”精神。所以，所謂“書院精神”其實就是宋儒希望在書院落實的“師道”精神，它具體體現為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
朱漢民主編《中國傳統文化導論》，湖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首先，書院的師道體現為儒家之道既儒家人文理想的實現。宋儒繼承了早期儒家的核心價值理念，肯這樣宋儒的師道就不僅僅涉及學校師生的授受關系，而是緊密聯系家國天下、萬世太平的“天下之道”，啟動王道理想實現的關鍵在“師”而不在“王”。由此帶來書院師道精神的一系列特點：士大夫創辦書院的根本目標既在于“道”，他們堅信最終會落實于“治”；書院傳授的最重要內容不是知識技能，而是人文化成的“成人”。所以，朱熹制定的《白鹿洞書院揭示》，就以儒家之道的價值體系為基本內容。《揭示》首先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作為書院育人的“五教之目”，又以“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作為書院教學的“為學之序”；還以“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作為學生人格教育的“修身之要”，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作為書院生徒的“接物之要”。[15]可見，宋儒之所以會藐視官學的辭章訓詁之學，因為他們堅信自己追求的師道精神，才真正代表了儒家的人文理想，恢復了《周禮》關于“師儒”應該是“以賢得民”、“以道得民”的教育責任。宋儒期待的師道精神，就是努力通過書院教育，最終實現和諧家國與大同天下，建立合乎“道”的天下秩序。所以，書院精神包括兩個方面：其一，在書院推崇以道修身的為己之學，完善自我人格，即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其二，以“道”治世，通過講道、行道以完善社會秩序，最終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標。
其次，書院精神還體現為一種知識理性的學術精神。儒家文化是一種人文理性的文化，儒家強調“道”的價值信仰、經世實踐必須建立在“學”的知識理性基礎之上。所以，在書院的教育宗旨、教學實踐過程中，求道與求學應該是統一和相通的。所以，書院求道的價值關懷體現出對人格理想和社會理想的追求，絕不能夠排斥知識教育。宋代書院一直重視《四書》教育，而《論語》開篇即強調“學而時習之”，《大學》開篇即強調“格物致知”，《中庸》也特別強調“博學之”、“道問學”，這都是書院教育具有強烈學術精神的經典依據與思想源頭。宋儒包恢在《盱山書院記》中說得極為透明：“夫以書院名是，所主在讀書也……然予謂圣賢之書所以明道，書即道，道即書，非道外有書，書外有道，而為二物也。患在人以虛文讀書，而不以實理體道，遂致書自書，道自道，人自人，而三者判然支離矣……況讀書非為應舉也，若其所讀者徒以為取科第之媒，釣利祿之餌，則豈為貞志者哉。”[16]宋代書院的知識追求十分迫切、學術精神十分強烈，但是書院教育也不是為知識而知識，學術創新總是以探求儒家之道的價值關懷為目的的。所以書院成為宋代以后新儒家學者探討知識學問的地方。以闡釋人的意義、社會的和諧、天下的治理為核心的經史之學成為古代書院的主要學習內容。宋代新儒學和書院的結合不僅使宋代學術獲得發展的依托，而且也使書院獲得了新的發展空間。宋代以后，中國古代學術的發展經歷了諸多的轉型和發展，不同學術思潮、不同學派形成都與書院息息相關。書院的學術創新精神借助于師道精神而不斷開拓和發展，師道精神凝聚成為書院學術創新的推動力，推動書院學術思想的不斷更新。
三 書院制度的典范意義
中國古代書院的典范意義不僅僅體現在書院精神，還體現為教育制度。如果說書院精神是春秋戰國時期早期儒家師道精神復興的話，宋代書院制度卻是兩千多年政教歷史、教育實踐積累的結果。在宋代士大夫在努力下，書院最終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國文化傳統特色的教育體制、管理制度和教學方法。而且，由于書院精神和書院制度的緊密結合，使得中國書院成為最具特色、最有地位的學術—教育機構，對中國教育史、中國學術史、中國文化史的發展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中國古代教育體系有兩大類型：官學教育體系與民間教育體系。這兩大教育體系各有不同特點。漢代以來的太學、州府縣學是官學系統代表，具有教學設施齊全、管理制度完備、教學經費充足等特點，而春秋戰國的士人講學、漢代精舍的研經講經、魏晉名士的學術清談等則主要是民間教育形式，這些民間教育具有學術自由、思想活躍、師生融洽的一系列特點。宋代書院的組織形式，既保留和吸收了春秋戰國以來的各種民間教育形式，包括先秦私學、漢代精舍、魏晉山林清談、隋唐寺廟禪修等等；同時也吸收了西周、兩漢以來的各種官學系統教育形式，將官學形態的這些教育組織形式均被吸收到書院制度中來，包括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與文化教育功能密切聯系的基本規制、制定了完善的教學管理制度、提供穩定的教育經費來源等等。總之，宋代書院產生以后，兼容了上述官學教育體系與民間教育體系兩者之長，成為一種十分成熟、完善的教育組織制度。可以將宋代書院看作是中國古代民間教育高度發展的結果，故而也具有中國傳統教育制度的典范意義。
朱漢民、鄧洪波《岳麓書院史話》，湖南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首先，我們來分析，宋代書院在繼承、發揚中國古代民間教育的制度優長，彰顯其教育制度方面的典范意義。
書院創辦之初，就不屬于官方教育體系。由于它沒有納入到官學體系之中，主要依靠一種崇儒重教的師道精神和民間力量。馬端臨在論述宋初書院創辦時說：“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后隨，皆務興起。后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土之賜，教養之規，往往過于州縣學，蓋皆欲仿四書院云。”[17]可見，正是“賢士大夫留意斯文”的師道精神和民間力量，使書院得以創辦和不斷發展，在“教養之規”的制度建設方面已經超過官學系統。所以，隨著書院的歷史演變，其教育體制優勢還獲得不斷發展，南宋時期最終成為學術界、教育界最重要的文化教育組織。
作為“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而興辦的文化教育機構，作為書院主體的山長與生徒身份，均體現出中國傳統私學的制度特色。山長是書院主持教育、行政的核心人物，決定該書院的學術地位與教學水平。書院作為一種官學系統之外的教育組織，它不依靠朝廷的正式詔令而建立，其主事人并沒有納入朝廷的官學教職之中，故而在聘任山長方面有著獨立自主權，更加強調獨立的道德標準與學術標準。宋代書院中不少是由民間聲望很高的大儒名師自己建院，能夠吸引大批生徒來學，故而成為事實上掌教的山長。也有許多士大夫、地方鄉賢創辦書院后，即選聘“經明行修，堪為多士模范者”充任山長。無論是哪一種情況，能夠強化書院有名師主導、自主辦學的制度特點。另一方面，書院生徒沒有官學系統的諸多限制，生徒能夠為求道而自由流動，他們往往能夠擇師而從、來去自由，故而更體現出一種求道精神和求學理念。清人黃以周談到宋代書院時說：“沿及南宋，講學之風豐盛，奉一人為師，聚徒數百，其師既歿，諸弟子群居不散，討論緒余，習聞白鹿、石鼓諸名，遂遵其學館為書院。”[18]他講述了宋代書院山長與生徒以“求道”為目標而匯聚講學的歷史盛況，鮮明體現出宋代書院繼承春秋戰國、漢代精舍等民間力量推動教育學術的歷史事實。
正是由于宋代書院是士大夫“留心斯文”的獨立辦學機構，故而在教學內容的選擇、教學方法的運用等方面都表現出獨立性，也能夠有效繼承和發展先秦諸子的民間教育、魏晉名士的山林講學。宋代書院的教學內容總是與山長的教育思想、學術研究密切相關，山長們總是將自己注解的儒家經典作為書院的主要教材，而不必理會科舉考試規定的科目和規定教科書。譬如，王安石變法后規定太學、州學均以《三經新義》為必學和必考科目，但是在理學家創辦的書院中，書院師生所研習的內容卻是理學家注釋的《四書》等經典。不僅教學內容完全不相同，書院的教學方法也與官學教育明顯不同。為追求“明道”的書院理念，山長和主事者可以邀請不同學派前來講學，形成了書院所獨有的“會講”或“”“講會”制度。南宋岳麓書院的“朱張會講”，白鹿洞書院的“朱陸會講”，既有戰國諸子百家爭鳴之習，又有魏晉名士山林清談玄理之風，體現出宋代書院所特有的促進宋學學術交流、學派論戰的歷史特點。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在寒泉精舍接待了婺學的代表呂祖謙。朱、呂二人在寒泉精舍切磋問難之后，還編撰了一部重要理學著作《近思錄》，其實是將書院學術交流保留下來，成為理學的標志性成果。
宋代書院的學術精神，也深刻影響到其教學活動和人材培養。書院強調一種師道精神，但并不是將“師”與“道”等同起來。在求道的過程中，沒有一個人能夠壟斷地位，師長與生徒是“道”的共同追求者。所以，能夠在書院登壇教學者，不是一種官府“具文”的職務規定，而只在乎其是否“得道”的精神人格與學術地位。宋代書院常常有一些山長，主動讓賢給那些有道德文章而并不一定有科舉出身的人士。如南宋淳祐十年（1250年）歐陽守道被聘為岳麓書院山長，當他發現一位白衣秀才歐陽新很有學問，即請他登岳麓書院講壇講經。史載：“新（即歐陽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云’一章，守道遽起曰：‘長沙有仲齊（即歐陽新），吾為何至此？’”[19]由于堅守一種師道精神，進士出身的歐陽守道竟然要主動讓賢，可見書院山長是以道德文章為任職條件的。書院還形成了一種師生之間、生徒之間問難論辯教學制度。在這些教學活動中，生徒可以平等參與學術討論，不僅對學者的學術研究有極大的推動作用，而且生徒也能在參與中得到啟發與影響，甚至有可能因此而走上學術研究與傳播之路。宋代出現的大量《語錄》體學術著作，代表著當時的學術前沿，其中大量語錄記載均是書院的師生講學內容。
朱漢民《經典詮釋與義理體認：中國哲學建構歷程片論》，新星出版社2015年版
總之，以道為志的宋代書院之所以能夠表現出一種獨立學術、自由講學的追求，恰恰是中國傳統私學制度發展的結果。從孔子創立的私學到諸子百家的爭鳴、從漢儒的精舍到魏晉名士的山林講學，均在宋代書院制度中有鮮明的體現。
其次，這里再探討宋代書院在繼承、發揚中國古代官學教育的制度性優長，進一步彰顯其教育制度的典范意義。從西周至漢唐以來，中國古代社會一直都有十分發達的官學教育系統，并且積累了豐富的興辦教育的經驗和成果，這些經驗和成果為宋代書院所吸收。
宋代書院在制度方面的最大成果與特色，就是建立和完善了一整套與文化教育功能密切聯系的基本規制，這一套規制一般要包括講學、藏書、祭祀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書院規制繼承了古代官學教育制度化的長處，同時又有教育制度創新的特點。“書院”本來是因民間讀書人收藏圖書而發展起來的以“書”為核心的文化教育組織，宋儒將這種原本是民間藏書之所，進一步發展為集讀書、教書、寫書、印書為一體的學術、教育、文化中心。所以，書院圍繞“書”發展出一系列新的制度成果。為了穩定、豐富書院的藏書，書院不僅建立了完善的圖書管理制度，還發展出征集圖書、購買圖書、刻印圖書的完善制度，這些豐富的藏書有完全服務于教書育人、學術研究活動。又如宋代書院的祭祀制度，也在繼承官學制度基礎上又有新的發展。北宋書院仿官學而建立了祭祀孔子的禮殿、孔廟等設施，而南宋書院在繼承祭祀孔子的基礎之上，又發展出了一套創建專門祠堂以祭祀本書院宗師的祭祀制度。這種新的祭祀制度形成的原因，就是為了進一步強化自己的學統意識。宋以后學術界能夠建立起學術宗旨各異的地域性學派，使得南宋書院增設祭祀本書院推崇的宗師，以標榜、弘揚本書院的學統，并將這一標榜學統的追求與弘揚儒家道統聯系起來。南宋的閩學、湖湘學、象山學、婺學等幾大學派均在他們創建的書院祭祀本派宗師。
同時，宋代書院還克服了傳統私學存的無穩定經濟來源的問題。官學系統的最大長處是教育經費的穩定供給，所以無論是教學房屋設施的建設、日常經費的維護，均有充分的保障。而傳統私學不能夠穩定連續辦學，原因之一是沒有充分的教育經費支持，甚至是沒有專門的教育場地及其設施而教無定所。宋代書院吸取官學系統有穩定經費的優點，士大夫在創建書院的同時就充分考慮籌集學田而獲得經濟支撐。宋代書院建設過程中，一開始就將辦學經費問題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還必須具有維護持續教學、購置圖書、祭祀活動的專門經費來源，即所謂“學田”。所以，創辦書院的首要工作就是要籌集、購置學田。其中一些特別需要熱心教育的士大夫、鄉紳來捐贈學田。而且，宋代書院中辦學成功者，往往還能夠得到朝廷賜學田的特別支持。所謂“天下四大書院”，均是因辦學成功，得到朝廷賜田的特別待遇。有了朝廷的賜田，更進一步改善了蓋書院的辦學條件，提高了該書院的辦學聲譽。可見，書院學田的設置，是書院辦學的經濟基礎，也是書院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外，宋代書院還積極吸收漢唐太學、州府學的在教育管理方面的經驗，建立相對完善的書院教育管理制度。宋代書院和以前的民間教育有很大的區別，表現出一種制度創新的追求。書院在教學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套十分完備的制度，設置了與書院的教學、管理相關的各種職事，包括山長、堂長、講書、執事、管干、司錄等等。除了教學之外，還有藏書、祭祀、學田等不同事務的管理執事。這些不同職務的設定，既吸取了各級官學的長處，又是根據書院多功能特點的發展。同時，為了保證教學、治學等正常學習生活的需要，在教學管理方面更加完備，大多數書院均制訂了作為生活與學習準則的學規、教條，這些學規、教條既能體現出明道的書院精神，又特別有益于書院的教學管理。朱熹為白鹿洞書院制定的《白鹿書院揭示》就提出：“熹竊觀古昔圣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圣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茍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后有所持循哉!”[20]這一學規強調了講明義理是教學的首要任務，而義理是蘊涵在儒家經典之中的，需要書院學者通過潛心學術研究才能體悟到。可見，這一學規充分體現了宋儒求道的書院精神，此后成為多數書院遵循的辦學準則，只是不同書院根據實際情況補充一些大同小異的條目而已。
朱漢民主編《湖湘文化與巴蜀文化》，湖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注釋】：
[1]陳寅恪：《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頁
[2]《周禮注疏》卷2，《大宰》。《十三經注疏》第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0頁。
[3]《漢書》第六冊，卷三十，《藝文志第十》，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28頁。
[4]《孟子?告子下》。
[5]歐陽修：《胡先生墓表》，《歐陽文忠公集》卷25，《四部叢刊》影元刊本。
[6]王夫之：《真宗一》，《宋論》卷3。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53頁。
[7]黃宗羲、全祖望：《雙峰學案》，《宋元學案》卷83。北京:中華書局，1986，第2820頁。
[8]黃震：《送陳山長赴紫陽書院序》，《黃氏日鈔》卷90，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9]袁燮：《東湖書院記》，《絮齋集》卷十。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10]石介：《怪說下》，《徂徠石先生文集》卷5，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63頁。
[11]韓元吉：《武夷精舍記》，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冊，第227頁。
[12]張栻：《潭州重修岳麓書院記》，《張栻集》第3冊，中華書局2015年版，第900頁。
[13]袁甫：《象山書院記》，《蒙齋集》卷13，叢書集成本。
[14]袁燮：《東湖書院記》，《絮齋集》卷10。
[15]朱熹：《白鹿書院揭示》，《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4頁。
[16]包恢：《盱山書院記》，《敝帚稿略》卷3。文淵閣四庫全書。
[17]馬端臨：《文獻通考》卷四十六，《學校考七》，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1340頁。
[18]黃以周：《儆季雜著七種》，《史學略四·論書院》，清光緒年間刊本。
[19]王汝惺等：《瀏陽縣志》卷18，《人物·歐陽新》，清同治十二年刻本，第13頁。
[20]朱熹：《白鹿書院揭示》，《朱熹集》卷七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3894頁。
【主要參考文獻】：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二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
《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第4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版。
《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
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四部叢刊》影元刊本。
王夫之：《宋論》卷3，中華書局1964年版。
黃宗羲、全祖望：《宋元學案》，中華書局1986年版。
黃震：《黃氏日鈔》，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袁燮：《絮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石介：《徂徠石先生文集》，中華書局1984年版。
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冊。
張栻：《張栻集》，中華書局2015年版。
袁甫：《蒙齋集》，叢書集成本。
袁燮：《絮齋集》，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朱熹：《朱熹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包恢：《敝帚稿略》，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馬端臨：《文獻通考》，中華書局2011年版。
黃以周：《儆季雜著七種》，清光緒年間刊本。
王汝惺等：《瀏陽縣志》，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宋學源流》（19ZDA0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