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講人：楊朝明；演講地點：中國國家博物館國博講堂；演講時間：2020年6月
楊朝明 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現任國際儒學聯合會副理事長、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學術著作主要有《周公事跡研究》《正本清源說孔子》《從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孔子之道與中國信仰》《論語詮解》《孔子家語通解》等。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孔子世家圖冊》（清）。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孔子問答”題材銅鏡（唐）。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孔子見老子畫像石拓片（局部），左側榜題為“孔子也”，右側榜題為“老子”。
孔子博物館館藏《孔子燕居像》（明）。
（本文圖片均為霍宏偉攝/光明圖片）
孔子儒學的地位在我們中華文化中非常特殊。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中華文化的主干是儒學，儒學的創始人是孔子，孔子儒學和我們中華民族有著深深的淵源。但是由于各種原因，人們對于孔子儒學有很多不同看法。在座的你我他，我們每個人心中可能都有一位孔子，而我們心目中的那些孔子，他們彼此之間是不同的。孔子儒學對于我們中華民族的意義是什么？孔子儒學在今天的價值應該怎么看待？這就是我今天講座的出發點。我們將從幾個方面來談這個問題。
在更長遠的歷史中來理解孔子和儒學
孔子儒學作為一種文明，在歷史上是怎么形成的？它形成的廣闊背景如何去理解，這種背景對于儒學的形成、對認識儒學有什么樣的意義？如果我們把中華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樹，可不可以這樣來設想：孔子儒學是這棵大樹的主干，這棵大樹的底部是孔孟老莊在內的春秋戰國先哲，孔孟老莊這些先哲的思想深深扎根于我們上古時期文明的土壤。這棵文明大樹的樹干為什么能夠這樣粗壯，正是因為這個根扎得很深很牢。春秋戰國時期之于中華文明，是非常特殊的時期，它是思想、智慧的繁盛期和高漲期。在春秋戰國以前，中華文明已經有漫長的發展歷程，有較高的發展水準，這一點非常重要。不理解孔子儒學它的思想的來源，不了解孔子儒學它有一個廣闊的文明的背景，我們便很難去理解孔子思想的深度、高度和寬度，很難理解它的超越性。
我們今天在國家博物館談這個話題更有意義，因為當我們走進博物館，看到夏商周時期、看到孔子之前的遠古，我們那樣多光輝燦爛的文明成就的發現，我們也能夠借此重新思考在孔子以前我們文明的發展程度。著名歷史學家李學勤先生曾經特別提到，我們要重新估價上古的文明。今天我們所看到的東西，有比前人少的，也有比前人多的。比前人少的，是指有很多古人曾經看到的東西散佚了，我們如今看不到了；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比古人多的東西，比如我們發現了更多的戰國時期竹簡，我們透過這些新發現的材料，和我們傳世很多的文獻材料相互印證，這就有可能激活很多的信息，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古代文明。比如當年墨子就遇到一個人問他，說你怎么知道先圣六王的言行事跡呢？墨子回答說，我雖然沒有和他們并世同時，沒有聽到他們的聲音、見到他們的面容，但是很多材料“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傳遺后世”。在春秋戰國以前，在漫長的發展時期曾經有過很多文獻材料，雖然因為年代久遠等原因散佚掉了，我們今天看不到了，但是在墨子的時代，有很多古代記載留存。《尚書》說“天敘有典”，還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實際上在殷商以前，關于殷先人有很多的記載，今天我們看到的實物可能主要只剩下甲骨文，但是關于甲骨文以前很多的文獻記錄，典籍里還透露出很多線索。讓我們結合考古發現與學術研究的推進，重新思考中國的上古文明。當我們理性冷靜地回望過去，我們會發現中國在上古時期，從堯舜以來，在夏商周時期，中華文明已有一個漫長的發展期。
如今我們談及世界文明的時候，很多人喜歡用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的理論。其實在我看來，在人類文明的研究中，軸心時代理論看到了世界很多的地區在這一時期確實涌現了很多了不起的對于人類走向施加了重要影響的人物，但是中國的情況可能不是這樣。軸心時代理論沒有關注中華文明在諸子以前的漫長發展，沒有注意到中國古代的許多思想家為何要那樣尊崇上古先王。孔孟老莊等很多先秦時期的思想家，包括儒家、墨家等等，他們尊崇先王，“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何以如此？其實這和他們心目中對先王們的理解和了解，對他們的崇敬、闡釋與繼承是直接相關的。雅斯貝爾斯的軸心時代理論其實沒有意識到，孔子、孟子、老子、莊子這些春秋戰國先哲的出現，所代表的已經不是我們文明的發軔期，而是繁盛期，是一個文明的成熟期。
學術的研究以及考古的材料都證實了這一點：堯舜以來三代時期中華文明有著漫長的發展歷程。只有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去思考孔子學術的特征。
看待中國儒學，我們不能說因為孔子是儒學的創始人，所以我們就只從孔子開始講起。在很大程度上，孔子是在中華五千年的中間位置。孔子尊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諸圣，孔子學術的特點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就是傳述，就是繼承，就是發揚光大，孔子他尊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述而不作。這一點對我們認識孔子非常重要。
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先生在其《中國文化史》中評價孔子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類似的說法還有很多。比如，梁漱溟先生在他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里說，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的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國文化又差不多都從孔子那里出來，這就是說孔子承上啟下的特殊地位。梁漱溟先生，柳詒徵先生，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到，在孔子以前，中國文化有過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孔子，才成就了儒學的全體大用，成就了中華民族的文化底色。
那么，孔子以前的中國文化是什么樣子呢？如果大家來到國家博物館看孔子文化展，首先就會看到一支骨笛，它是用丹頂鶴骨頭做的。這個笛子的考古發現年代，會讓我們一般不太了解考古的人感到吃驚。因為孔子距離我們大約是2500年，而這個笛子出自河南舞陽的賈湖遺址，距今約8000年。對骨笛的測音結果表明，在8000年前不僅有了完整的七聲音階，而且音孔的高精度讓人感覺不可思議。而且，這一發現不是孤立的，在幾次發掘中，前后出土了骨笛30多支，簡直可以裝備一支小樂隊了。從時間上講，孔子距離我們有2500年，而在孔子生活時代之前的五六千年，中華文明會是怎樣一種形態？
超越時空的孔子
骨笛的例子是要說明，在孔子時代以前，中華文明實際上已有一個漫長的發展孕育的歷程，我們說孔子好學，好學得先有所可學。孔子所處的魯國，孔子所在的春秋時代，這個區域與時空，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環境？了解這一點，對于我們認識儒學，走進孔子的思想世界同樣意義重大。
孔子從小出生在一個貧苦家庭，父親很早就去世了，孔子在他母親的教導下成長。孔子自幼好學，《論語》里面就記載：“子入太廟，每事問。”到了魯國的太廟以后，孔子見到不了解的情況就提問。有人就說，這個孩子是不是不懂禮，怎么什么都問。孔子回答說，不懂就問，這便是禮。《史記》里面還記載說：“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從小受魯國禮樂彬彬環境的影響，在做游戲的時候也擺弄一些禮器，演習禮儀。在母親的教導下，孔子得以健康成長。
孔子到了50歲以后，終于有了從政的機會，做了魯國的中都宰，也就是中都的地方官。中都大約是魯國除了國都之外的第二大城邑。典籍里面記載說，孔子在中都“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涂，路無拾遺，器不雕偽”，如此這般“行之一年，而西方諸侯則焉”，如此施政了一年，西方的諸侯都來學習取法。大家知道魯國在東方，“西方諸侯”其實就是天下諸侯。《史記》在記載這件事的時候寫的不是西方而是四方，“行之一年，四方諸侯皆則之”，干脆說的是各地諸侯都來向孔子學習。魯國國君看到孔子治理中都成效如此顯著，就問他，以你的辦法治理整個魯國可行嗎？孔子很自信，答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他說用來治理整個天下都可以，別說僅僅是一個魯國了。這透露出來孔子思想的一種“放大”，孔子雖是治理中都，但可以放大到魯國，可以放大到整個天下。孔子著眼于思考人與人相處的根本原則，“養生送死”，無非是人生活于這個世界上，每個人何以生活得更好，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還需要養生、送死，一代代人生生不息代代傳承。孔子思考的實際上是由民生而人生的問題，只要抓住根本，治理一個小的區域可以，當然治理整個魯國、整個天下也都可以，這是一個空間的放大。
我們再看一個時間的綿延。孔子的弟子子張向孔子請教說，老師，再過十代，人與人相處的法則還能夠知道嗎？孔子回答說：“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也就是說，孔子認為人與人相處有一種禮的規定性，夏商周三代都是基于禮義，只是各個時代禮儀的形式一定是各有損益的。也就是說時代發生了變化，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原則、管理的方式會有一定程度的變化，但這種變化就是損和益，損就是把那些不符合時代要求的去掉一些，益則是根據新的時代要求增加一些，但深層的東西不會變，“雖百世，可知也”。在這里，孔子想表達的其實是一種時間的綿延連續。我們之前講中都、魯國、天下，這是空間的放大，而孔子說的三代、十世、百世則是時間的綿延。
不管是時間的綿延還是空間的放大，孔子最為關注的還是能夠超越暫時與區域性的深層次的根本問題。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的特性，恰恰就在于它思考人本身，思考人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我們如何更好實現自身的價值。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然的人，但我們還是一個社會的人。作為一個自然人，我們有自己的自然追求；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有人與人之間相處的社會性。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從根本上接合與調和，孔子思考的深刻恰恰就在于此。
孔子與禮樂文明
了解到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思考，孔子思想與禮樂文明的關系。周公制禮作樂，孔子晚年時候曾經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就是他覺得自己衰老得太厲害了，好久都沒有夢見周公了。這顯然說明孔子在健康的時候可能常常夢見周公，可見孔子對周公的推崇，而這種推崇正是因為周公制禮作樂，孔子把它發揚光大，形成了儒家的思想。周公制禮作樂，三代之禮是損益的關系，周禮恰恰是夏商兩代損益而來。禮者，理也。禮儀的禮就是道理的理，理當如何。所以禮可以決嫌疑，可以濟變、彌爭。孔子總結周公制禮作樂形成的西周禮樂文明，進而形成了中國的禮樂文化。
中國幾千年來解決的核心問題之一便是禮的問題，也就是明理的問題。《尚書》里面就談到了人心和道心，我們作為一個自然的人都有自己的自然訴求，這就是我們的人心，但人心深不可測，人心惟危。作為一個自然的人，我們可以有自己的自然訴求，但同時作為一個社會的人，我們必須遵守社會的規則，這就是一個道心問題。道心確實又很精微。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在想怎么做和應當怎么做之間兩者如何處理，我們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兩者之間發生沖突和矛盾的時候怎么辦？這便是先秦諸圣思考的一個集中點。“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關于這個“一”，老子談“道生一”，“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孔子也說“吾道一以貫之”。這個“一”，它的內涵非常復雜，而實際上就是一體的思維。只有能夠在社會關系的兩端換位思考，不要偏于一方，不偏不倚才能允執厥中，把握住這個“中”。也許就像鄭玄所說的，“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中和之為用，中庸其實就是用中，就是把握中道。恰當地把握中道，在人心和道心中間能不能把握中，這就要看人的教養、人的修養、人的素養。
我們常說孔孟之道，司馬遷說“孟子述仲尼之意”，認為孟子是傳述孔子的，所以孔子是至圣，孟子被稱為亞圣。如果我們看《孟子》，開篇說孟子去見梁惠王，梁惠王第一句話就問：“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上來就問孟子，你大老遠跑過來能給我國帶來什么利益呢？孟子則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整個《孟子》七篇，就把一個最基本的矛盾擺出來，那就是義利之辨。義和利，在我看來，其實就是天理和人欲、道心和人心。儒家思考的最深層次問題，其實就是義和利這樣的矛盾。解決這樣的矛盾，人的境界就提升了。如果了解自己的社會性存在，自己社會性的價值應該是什么，人的理想境界也就達到了。
孔子的弟子子張問孔子，請您告訴我一個根本性的行為原則，讓我走到哪里都能通達。孔子就告訴他六個字：“言忠信，行篤敬”，說話的時候要忠信，做事的時候要篤敬，如果能做到這樣話，“雖蠻貊之邦，行矣。”這樣到哪里都一樣行得通，如果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即使在自己熟悉的環境中，也行不通。孔子告訴他“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什么意思呢？把這六個字牢記在心，就好像時時在眼前都能看到這六個字。“雖蠻貊之邦，行矣。”孔子思考的從來不是一時一地，他思考的是人與人相處的一種根本法則。即使離開我們熟悉的環境、熟悉的文化，到了其他任何一個地方，也應該這樣做。從時空維度上來看，孔子思想的超越意義就凸顯出來了。
同樣，子貢還問孔子一句話，說“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孔子答曰：“其‘恕’乎！”他說大概就是“恕”吧，什么叫恕？孔子接著解釋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是忠恕之道，忠就是修己，恕就是推己。恕，一個有教養的人才會換位思考，一個人有修養才能夠不單純只考慮自己，而是處理和他人關系的時候去換位思考，所以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的思想之所以能夠具有超越時空的意義，就是因為他思考的出發點與立足點具有廣闊的時空維度。
儒學重視提升人的格局
我們再來看儒家的這個“儒”字。可能有人望文生義說，儒者人之需也，這樣解釋似乎也沒錯，但儒的本意并非如此，甲骨文中的儒字最早就是一個需要的需，本意是什么呢？這個字很像一個人在洗澡，以水沖洗沐浴濡身。徐中舒教授曾經寫過一篇文章《甲骨文中所見的儒》，這就是徐先生的研究結論。其實這個儒，在商周時期就是相禮的人，也就是古代舉行禮儀活動時，別人不懂的禮儀他懂，他的身份就是儒，這起初是一種職業。
但到孔子創立儒家的時代，情況不一樣了，之前的儒和儒家，二者區別在于，雖然都是沐浴濡身，但是在孔子這個時候不但要洗凈身體，也要洗凈心靈。儒家，以先王之道濡其身，用堯舜禹湯文武等先圣之道來改變我們自己，所以孔子跟他的學生說，你要做君子儒不要做小人儒。小人儒只是把儒當成一種謀生手段，而君子儒應該致力于素養的提升，致力于社會的改良。孔子常常談到君子和小人這對概念，其實這個君子就是為政者，君的本意是對統治者和貴族男子的通稱，指那些地位高的人。后來用以指人格的高尚，所以古代儒家培養的君子實際是有德有位的社會管理者。在儒家觀念中，與君子相對的就是小人，小人本指地位低微的人，后來當然也用做自己的謙稱，就是指我是普通的民眾。所以小人是指普通的民眾，現在我們講小人是從道德意義上指人格的卑下。但是早期典籍中，君子和小人的區分往往是社會地位的高低。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君子的德行就像風一樣影響大家，他怎么做老百姓就怎么做。所以政者正也，為政者正，則天下不能不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為政者的“正”是很關鍵的，儒家就是培養這樣的人。
到此我們似乎可以對儒學下一個定義了，其實這個定義也不是我們今天才下的。《淮南子》就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儒學是怎么產生的呢？孔子修成、康之道，成就是周成王，康是周康王。西周初年，周公輔助周文王、周武王取得了天下，又輔助周成王鞏固了天下。成王七年周公還政成王，他就不再輔助成王了。周成王以后是周康王，《史記》里面就記載，“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余年不用”。所以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由此孔子創立的儒學的特征就顯現出來了，它追求的就是天下安寧和諧，人心和順。《漢書·藝文志》說：“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經之中，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其重言，于道最為高。”儒學追求的道，就是人的信仰、人的追求。儒家追求的就是人能遵道而行。
道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價值觀念。談到道，我們想到的是道德，作為一個詞可以連用。分開來講，道其實就是價值體系，就是我們的一種精神追求。德，就是我怎么做，就是我的行為方式。所以簡單來說，道就是怎么想，德就是怎么做。我要做什么樣的人，便有什么樣的行為方式，所以孔子就說：“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非德，道不尊；非道，德不明。”
孔子說過，“雖有國之良馬，不以其道服乘之，不可以道里。雖有博地眾民，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這段話，前面說的是駕車，后面說的是治國。駕車的話，馬雖然很好但不按照駕車之道來駕，馬車也走不多遠。治國的道理也一樣，即使地域廣闊、人口眾多，但不以其道治之，不可以致霸王。《孫子兵法》里也說，決定勝負有五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道。什么叫道？道，上下同欲，必須要有共同的價值追求，有共同的信仰，才有力量，才能強大，進而偉大。
儒家追求的正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這句話大家都比較熟悉，這是孔子的一種社會理想，最早是在《禮記·禮運篇》說的，在《孔子家語》里面也有，這兩篇有個別的內容不一致，我個人認為《孔子家語》里面的禮運篇更加準確一些。天下為公這個“公”，怎么理解？《說文解字》引韓非子的話來解釋說“背私為公”，一個人不自私就是公，這就是公共意識、公德意識。一個人具有公共意識和公德意識，這個人才是優秀的人，如果社會上越來越多的人都這樣，天下的人都這樣，天下為公，那便一定是大道之行，這就是儒家的追求。所以“天下為公”實際上說的是，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必須有這種公共意識。荀子講,人與牛馬動物之間的區別就在于，“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牛比我們勁大，馬比我們跑得快，但牛馬得聽我們的，就是因為“人能群而彼不能群”，人既然組成了社會，該不該去講社會性？如果我們自覺認識到做人的這種特點，我們每個人都應該主動追求成為一個有公共意識和公德意識的人，這就是儒家的理想。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中國人幾千年來的追求就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
（本文演講資料及圖片，均由中國國家博物館研究院提供）
原載于：《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27日 0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