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墨關系研究》，孔德立著，學習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定價28.00元。
先秦諸子作為中國精神覺醒時期涌現出來的璀璨的思想群星，歷代備受研究所關注。其后來影響最大者，當屬儒、墨、道、法四家。從思想史的發展脈絡上來說，墨與儒、法與道之間的淵源頗深。相比儒道關系研究，道法關系研究，儒墨之間的還有很多值得開掘的地方。學術界雖有儒墨比較的研究，但對于從思想史的歷時性研究角度，研究成果尚不多見。但這個思想脈絡又是理解儒家與墨家后來不同命運，乃至于理解儒墨思想之于中國歷史文化發展的重要參照，有必要說清楚。近讀了孔德立教授的《先秦儒墨關系研究》一書，感覺很多問題得以釋然，受益良多。整體來看，我覺得這本書最突出的創見有以下三點。
第一，這本書從學術史角度勾勒出中國古代儒墨關系史的發展線索，而且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觀點。儒墨關系是一個傳統話題，也是一個常談常新的話題。不過據我所知，此前的研究似乎還沒有人用一部專著、一個課題專門就此展開深入的系統性研究。作者善于在細致的史料梳理中發現問題，開出新意，難能可貴。儒墨之間存在尖銳的對立、激烈的爭鋒，這是自古以來大家都知道的事實。問題在于這兩個學派如何在對立和爭鋒中向對方滲透、學習？這個問題前人即使已經意識到了，也始終沒有談透。《研究》這本書第一次把這個事談透了，許多以前讓我們困惑不解的難題在這里得到了一個很明確而且很合理的解釋，以前說不通的東西通過墨子和孟子、墨子和荀子之間的關系梳理，把它說得很清楚。
這本書讓人印象深刻的是第四、第六、第七這三章。作者從歷史和現實兩個層面分析了儒家和墨家的起源，評論了《漢書·藝文志》等傳統史料所謂“諸子起于王官說”的合理和不合理之處。作者認為，以前的解釋或偏于從歷史上尋找諸子起源，或單純從現實中去尋找諸子起源，實際上這兩種做法都將對方視為水火不容的對立方，都有其偏頗之處。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既要從歷史上尋找諸子產生的文化傳統、思想基礎，也要從現實中考察它當下的合理性。這個結論很有啟發，而且是比較中立的認識。
作者提出，不同學派之間不是一個簡單的對立關系，而是經過批駁、批判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較之于此前人們關于儒墨間僵硬對立的刻板印象，這種認識不僅更加深刻，而且更加符合歷史的實際。類似的創見，主要體現在作者關于“和”“同”關系的辯駁、神道向人道的演化等觀點的論述方面。作者還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中的專制主義很可能是墨家影響的結果。我們不知道這個觀點是否會引起不同的意見，但至少它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國古代政治特質的一種新思路，很有啟發意義。
第二，全書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體現了一定的前沿性特點。在全書的不止一個地方，作者提到了“闡釋”這個概念，還有一處提到了“視域融合”的概念。在作者關于儒墨關系的解讀中，隨時能發現一種闡釋的思維在發揮作用。大家都知道，闡釋學（或者也叫詮釋學、解釋學）起源于西方，對于哲學、文學、宗教學、法學等學科都有極大的影響。近年來，許多中國學者開始關注構建中國闡釋學問題，有的學者開始思考中國歷史闡釋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大家研究的結論是，闡釋學對于歷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示。比如說，歷史時期許多的思想流派之間的關系，其實就是一個闡釋與被闡釋的關系，學術史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就是不同學派之間圍繞某些共同話題加以闡釋的歷史。通過闡釋（包括認同、爭論、批判），不同學派的視閾形成交融，產生了一種新的思想，由此推動學術的深化與前進。一般學術是如此，儒墨之間也是如此。不管是墨子跟孟子，還是墨子學說和荀子學說之間的批判或者滲透，就是一個文本與讀者之間的闡釋的過程。所謂視域融合，是指作者在讀一個文本的過程當中他要進行吸收、否定、批判，經過這樣一個批判，作為結果的A已經不是原來的A了，B也不是原來的B了，最后導致新的東西是A中有B，B中有A。這個原理，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什么后來儒家思想，以孟子、荀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它里面深刻地滲透了墨學的內容。作者的研究理路，從總體上來說是符合闡釋學原理的。實際上墨子也好、孟子也好、荀子也好，他們相互思想辯論的過程無非是爭取一個話語權的過程。闡釋就是爭奪話語權，亦即使自己的觀點取得公眾性、獲得大眾認可。經過這樣一個過程，不同學派最終走向分離或者趨于融合?！澳臃侨濉迸c“孟荀辟墨”，其實正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非常有意義，非常鮮活的闡釋學經典案例。
這本著作的第三個特點，是它能夠比較妥當地處理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間的辨證關系。近年來，隨著大量新出文獻的涌現，許多先秦史研究者都將注意力集中到新出文獻的釋讀和利用上了。其中有一種極端的做法，就是抱著對傳世文獻高度懷疑的態度，一味信任出土文獻，并以此為前提提出“重寫古代史”“重寫思想史”等口號。應該說，學術上的勇于創新精神固然可嘉，但因強調出土文獻而導致忽略傳世文獻價值的做法則是不妥的。在如何處理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的關系這個問題上，作者的態度是可取的。他強調，要正確理解儒墨關系，除了關注新出土文獻外，更重要還是要回到與傳世文獻之間關系的梳理上。我認為這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是目前先秦史研究中需要倡導的一種嚴謹風氣。正是因為保持了這樣一種理性態度，作者便不至于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之間畸輕畸重，從而使得全書的結論立足穩妥，足以服人。
作為學術界首次全面系統研究先秦儒墨關系的著作，本書給學者提供了諸多研究創獲的同時，也為該問題的后續研究提供了多種思路。比如，孟子辟墨，荀子也辟墨；荀子不但辟墨，荀子也辟孟。那么，荀子辟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否與孟子對墨學的吸收有關？漢代大一統社會建立之后，墨學作為一個學派中絕，但墨家思想還在。這種墨家思想又是如何在社會發揮影響的？諸如這些問題，限于篇幅與作者討論的重點，該書尚未展開，但作者的問題意識也為后續研究開啟了新的思路。
原載于《 中華讀書報 》（2020年04月08日19 版）
作者簡介：
晁天義，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編審，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特聘教授。
作者：晁天義
編輯：孔瑤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