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由四川大學古籍所編纂的線裝版《儒藏精華》共計36函260冊，日前正式出版發行，向黨的十九大獻上了一份厚禮。《儒藏精華》于《儒藏》基礎上萃取精華而成，按照計劃，明年將完成共計600余冊《儒藏》的全部編纂與出版工作。川版《儒藏》是當代學人在整理國故上的新貢獻，也是對蜀學悠久治學傳統的繼承與接力。本文將告訴我們，世代蜀學在整理儒學文獻方面是如何“接著講”的。
蜀學是發生在巴蜀大地，曾經與中原學術并行發展，最終影響并融入中華學術寶庫的區域性學術。蜀學在其產生和演變、發展的歷程中，與儒家經典和儒學文獻，曾發生過非常密切的關系，一定程度上推動著儒家經典體系的嬗變和定型，其成功經驗和學術成果至今仍然是我們編好《儒藏》的精神食糧。
早在上古時期，這里便誕生了為儒、道、墨三家共同推崇的“生于石紐”（《孟子》佚文）、“興于西羌”（《史記·六國年表》）的大禹，《尚書》載其因治水需要而悟“九疇”，于是衍為《洪范》（見《尚書》）；又因伏羲氏《河圖》，于是演為“三易”之首的《連山》（《山海經》佚文），兩書及其所含“陰陽”觀念和“五行”學說，奠定了后世中國（特別是儒家）經典文獻的基本形態和中國哲學的基本范疇。至于孔子所贊大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的孝道觀念，以及《考工記》所載“夏后氏世室”的宗廟制度，更是后世儒家堅決持守的道德倫理和禮儀基礎。約當殷商時期的“三星堆”遺址，所出土青銅祭壇，明顯表現出“三界”（天、地、人）合一的信仰體系。戰國時成書的《世本》又揭示蜀為“人皇之后”（《華陽國志》則稱蜀“肇于人皇”之際），天皇、地皇、人皇三才一統的觀念，又與三星堆出土青銅器吻合起來。《華陽國志》記載蜀王亡故，不同中原之謚號，而以“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黃帝”命其廟號，又與《洪范》中所載五行相生相克的觀念結合起來。至于禹所娶涂山氏之婢女吟唱“候人兮猗”的《南音》，后為周公、召公所取法“以為《周南》《召南》”（《呂氏春秋·音初》）；又為屈原所依仿，造為楚辭（謝無量《蜀學會敘》）。所有這些，均可視為早期巴蜀學人對儒學經典文獻形成的特別貢獻。
秦漢時期，物華天寶的巴蜀地區不僅是祖國統一的堅強基地，也是中華學術孕育和發展的搖籃。漢景帝末年，廬江舒城人文翁為蜀守，有感于秦后天下絕學，乃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派張寬等18人前往長安從博士講習孔子“七經”（在中央所傳《詩》《書》《易》《禮》《春秋》之外另加《論語》《孝經》），張寬等學成歸來，即居學宮教授；文翁復選下縣弟子入石室肄業，成功改變巴蜀的“蠻夷風”，實現移風易俗，儒學正式扎根巴蜀。巴蜀士子，或負笈萬里，求學京師，或居鄉開館，傳道授徒，形成頗具特色的“蜀學”流派，史書或稱“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漢書·循吏傳》），或直接說“蜀學比于齊魯”（《三國志·蜀書》《華陽國志》）。巴蜀士子以經學為學習和追跡對象，在儒家故里之外又形成一個儒化地區，故當時巴蜀有“西南鄒魯”“岷峨洙泗”之稱。文翁石室是漢朝首個由地方政府建設的高等學府，在歷史上成績卓著，影響深遠，史稱“后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倡其教、相如為之師”（《漢書·地理志》）。漢武帝推廣其經驗，“令天下皆置學校官”（同上），于是漢代遍開郡國之學，中國進入全面“儒化”時代。當時漢博士所守經典為《詩》《書》《禮》《易》《春秋》“五經”，蜀中所傳則是“七經”，在“五經”外增加《論語》《孝經》，形成“蜀學”重視倫理教化的經典特色。“七經”概念在東漢得到普遍認同，儒經體系于此實現從“五經”（重史）向“七經”（重傳記）的轉型。
東漢末年，天下紛亂，中央太學，徒具故事。然而時鎮巴蜀的河間人高卻在成都大興文教，既恢復被戰亂所毀的文翁石室，又在石室之東新建祭祀周公、孔子等歷代圣賢的“周公禮殿”，教育與祭祀并重，形成中國學校“廟學合一”“知信合一”的體制，這比北魏在都城洛陽實行的同一制度提前300年！
唐自武后，濫用威權，學官多授親信，太學形同虛設，但是遠在西南的巴蜀地區，卻社會穩定，人文輻輳。八世紀，成都誕生了以“西川印子”命名的雕版印刷物，肇開人類印刷術之先河，宋人有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朱翌《猗覺寮雜記》）五代時期，巴蜀圖書出版成績卓著，后蜀宰相毋昭裔于廣政元年（938）倡刻《石室十三經》，歷180余年至北宋宣和五年（1123），最后一經《孟子》入刻。蜀石經有經有注，規模宏大，“碑越千數”（晁公武說），堪稱中國“石經”之最。蜀石經可貴之處，是在唐代盛行的“九經”（《易》《書》《詩》“三禮”“三傳”）體系（即使《開成石經》刻了十二部，也只稱《石壁九經》）外，增加《論語》《孝經》《爾雅》和《孟子》，以《石室十三經》（或《蜀刻十三經》）命名（趙希弁《郡齋讀書附志》，曾宏父《石刻鋪敘》），正式形成“十三經”體系。這套刻在石頭上的經書，促成了儒家《十三經》的最后形成。毋氏還將原來用于“陰陽雜書”和佛家讀本的雕版技術，移刻儒家經典以及《文選》、類書等正規文獻，為五代、北宋儒經“監本”等權威刻本樹立了榜樣。
宋代“四川”刻書業十分發達，“蜀版”是當時學人和藏家努力羅致和收藏的珍品，楊慎有“宋世書傳，蜀本最善”（《丹鉛續錄》卷六）之說；開寶年間由政府主刻的多達13萬片的“開寶大藏經”，即由高品張從信督刊于成都，成為后世藏經鼻祖。南宋理宗時，蜀人魏了翁將唐孔穎達、賈公彥等《九經注疏》刪節為《九經要義》，以便學人。
明代，曾為四川右參政、按察使的曹學佺，既纂輯巴蜀掌故資料成《蜀中廣記》108卷，又感于“二氏有藏，吾儒何獨無”，“欲修《儒藏》與鼎立，采擷四庫書，因類分輯，十有余年，功未及竣”（《明史》本傳）。清乾隆中，在周永年重倡“儒藏說”的同時，四川羅江人李調元獨自輯刻《函海》，收書150余種，許多稀見的儒學著作得以保存。晚清經學殿軍廖平嚴分經史，善說古今，發凡起例，撰《群經凡例》，欲以今古文學為標準，撰著《十八經注疏》，以糾正東漢以下注疏今古無別、學派不清（如《十三經注疏》）的狀況。近代，曾任四川存古學堂督監（院正）的蜀中才子謝無量，曾倡議編刻《蜀藏》；辛亥遺老胡淦諸人，又計劃編纂“四川叢書”，只可惜皆因時勢不濟而未成。
歷史進入20世紀90年代，在近代“蜀學”發祥地的四川大學，再度提出了儒學文獻整理和體系重建的問題，那就是《儒藏》編纂。承擔《儒藏》編纂的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自1983年成立以來，上繼文翁石室“七經”教育之遺澤，下承蜀刻“十三經”、廖平“十八經”之余緒，在前輩學人組織完成《漢語大字典》《全宋文》等大型辭書和總集之后，又于1997年發起了“儒學文獻調查整理和《中華儒藏》編纂”工程。針對當時中國文化品牌常常被域外國家搶注的現象，為保護儒學知識產權，川大學人特向國家商標總局申請“儒藏”商標注冊，向四川省新聞出版局申請《儒藏》著作權登記。
編纂《儒藏》，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如何編好。雖然歷代學人都有儒學文獻整理的實踐，如唐修《九經正義》、宋刊《十三經注疏》、明纂《四書五經大全》、清成《通志堂經解》和《皇清經解》（正續編），但卻沒有總匯儒學各類文獻而成《儒藏》的先例。明朝萬歷中后期，孫羽侯、曹學佺曾先后提出《儒藏》編纂設想，卻無具體編纂方案；清周永年、劉因等再倡“儒藏說”，也沒有留下相應成果，其經驗和體例都無從參考。
為取得《儒藏》編纂的學術支撐，川大學人申請了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山東大學易學與中國哲學研究中心的重大項目“儒家文獻學研究”，對儒學文獻源流和演變軌跡、文獻類型、重要典籍進行系統探索，撰成240余萬字的《儒藏文獻通論》，為《儒藏》編纂做足前期學術儲備。同時，針對中國儒學大師輩出、流派眾多的歷史，為摸清儒家學人的師傳授受、學術陣營和學派特征等情況，我們還聯合港臺學人組織實施了“歷代學案”整理和補編工作。該項目對前人所編五種學案（唐晏《兩漢三國學案》、黃宗羲《宋元學案》、王梓材等《宋元學案補遺》、黃宗羲《明儒學案》、徐世昌《清儒學案》）重新進行校勘，對前人未編的時段進行補編（《周秦學案》《魏晉學案》《南朝學案》《北朝學案》《隋唐五代學案》），共形成《中國儒學通案》十種，形成脈絡貫通、傳記齊全的全景式“儒學流派通史”。
有了對儒學文獻的總體了解和儒學發展史的脈絡把握，就大致具備了從事《儒藏》編纂所需的文獻學知識和學術史背景。再參考《道藏》“三洞四輔十二類”、《大藏經》的“經律論”等方法，初步將《儒藏》按“經、論、史”三大類區分：《經藏》收錄儒學經典及其為經典所作的各種注解、訓釋著作，包括元典、周易、尚書、詩經、三禮、春秋、孝經、四書、爾雅、群經、讖緯等11目；《論藏》收錄儒學理論性著作，包括儒家、性理、禮教、政治、雜論等5目；《史藏》收錄儒學史料著作，包括孔孟、學案、碑傳、史傳、年譜、別史、禮樂、雜史等8目。共計“三藏二十四目”。這樣專題清晰，類屬明備，既照顧到儒學文獻的歷史實際，也方便當代學人的翻檢和閱讀。
鑒于二十世紀以來人們對儒學歷史存在隔膜，也為了給學界提供儒學史研究的系統資料，川大《儒藏》首先啟動了“史部”編纂。自2005年出版首批《孔孟史志》（13冊）、《歷代學案》（23冊）、《儒林碑傳》（14冊）以來，陸續于2007年、2009年、2010年、2014年，分四次出版了《年譜》《史傳》《學校》《禮樂》《雜史》等類，至2015年年初，《儒藏》史部274冊已全部出齊，實現了2500余年儒學史料的首次結集。其后又于2016年、2017年，出版“經部”86冊；全套650冊，將于2018年出齊。
在編纂體例上，本著“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理念，我們試圖將入選《儒藏》的書籍，按一定體例編錄，使其更具系統性，遵從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別錄》《七略》，清《四庫全書總目》的傳統，于《儒藏》開篇設《總序》一篇，三藏各立《分序》，小類各設《小序》，每書前又加《提要》。試圖通過這些敘錄的介紹和勾連，將各自成書的儒學文獻聯系在一個統一的框架和完整的體系下，使《儒藏》成為“用文獻構建的儒學大廈”。
千年儒學，百年滄桑。面對儒學不振、花果飄零、文獻殘破、學科無歸的狀況，重新回顧蜀學先賢從事儒學文獻研究的學術實踐，對我們研究和重審儒學都具有重要借鑒意義。以系統體例編纂《儒藏》，不僅有利于儒學成果保存推廣，而且有利于儒學學科重建、儒學價值重估，特別是儒家學術的再創造和再發展。以儒學為本位、以文獻為載體，以“三藏二十四目”為紐帶，通過重新構建儒家文獻體系，達到恢復儒學大廈的效果，從而找回儒學文獻的經典地位和學術價值，必將為儒學的當代傳承和發展找到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