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宋儒以及近世，《孝經》備受懷疑，或疑其系，齊魯間陋儒所作，或疑其成書于，西漢末年。考諸董仲舒《春秋繁露》，董子在《五行對》和《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中兩次明引《孝經》，又于《為人者天》《四祭》《立元神》等篇及元光元年對策中暗引《孝經》的思想和文句，說明《孝經》先于董子產生，宋及近儒的懷疑完全是錯誤的。
關鍵詞：董仲舒；《春秋繁露》；《孝經》
《孝經》是儒家講孝道的經典，自來受到人們的重視，但是在疑古之風盛行的宋代和近代，《孝經》的成書時代和撰著作者，卻倍受懷疑。朱熹曰：“《孝經》疑非圣人之言。”[1]又：“《孝經》獨篇首六七章為本經，其后乃傳文，然皆齊魯間陋儒纂取《左氏》諸書之語為之，至有全然不成文理處。”[2]
后世學人多附和之，或認為是“漢儒作”，或認為是“西漢末年成書”。宋黃震：“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為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為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為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了然矣。”[3]意其為西漢末年劉向所作。明吳廷翰謂：“《孝經》一書，多非孔子之言，出于漢儒附會無疑。”[4]清姚際恒亦曰：“是書來歷出于漢儒。不惟非孔子作，并非周秦之言也。”[5]黃云眉又曰：“然則此書之為漢人偽托，灼然可知。”[6]
近世蔣伯潛《諸子通考》更為之申說曰：
西漢諸帝特崇孝道，……《太史公自序》引其父談臨卒之言曰：且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此與《孝經》首章之言完全相同。《春秋繁露》曰：父授之，子受之，天之道也。故曰‘夫孝天之經也’，此之謂也。又曰：‘孝子之行取諸土。……此謂‘孝者地之義也’。此直似《孝經》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句之注釋。但董仲舒亦未嘗明言孝為天經地義之言見于《孝經》也。蓋此時孝之提倡已盛，此類言論已多，故司馬談、董仲舒云然，作《孝經》者乃采集之，非《史記》及《春秋繁露》引《孝經》也。則《孝經》之作，當在漢武帝之后矣。[7]
蔣先生說司馬談、董仲舒分別引用類似《孝經》文句，不是先有《孝經》此說為二氏所引，而是漢世制作《孝經》者引用了司馬談和董仲舒的話，還特別指出“董仲舒未嘗明言‘孝為天經地義’之言見于《孝經》也”。蔣氏又據朱熹說《孝經》有與《左傳》雷同的句式，而“（朱說）《左傳》自張禹傳之之后，始漸行于世。則《孝經》者蓋其時之人所為”，認為：“據此，則《孝經》之作，直在西漢末世矣。”果真如此嗎？以下擬就董仲舒在多處引用《孝經》語句的情況，做一探討，以明確到底《孝經》、仲舒孰先孰后的問題。
董仲舒（約前179-約前104）是西漢最重要的哲學家、今文經學大師。廣川（今屬河北衡水）人。少年時專治《春秋》，景帝時為博士，潛心鉆研孔子學說。曾任江都、膠西兩王國相。武帝時，應賢良對策，以“天人三策”獲得武帝賞識，從此步入西漢政壇高層。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這就是著名的“罷黜百家，表章六經”，為漢武帝所采納，開啟了兩千余年社會尊儒重教的正統局面。著有《春秋繁露》《春秋決獄》等，其文章后人輯為《董子文集》。清人王仁俊將其有關《孝經》的言論輯為《孝經董氏義》一卷（見《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
首先，看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確有兩處明確稱引《孝經》。一是《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孝經》之語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天與父同禮也。今父有以重予子，子不敢擅予他人云云。[8]59
此段所引《孝經》語見于《感應章》。不過，蘇輿注《春秋繁露》以為：“此篇非董子文。”其理由乃是此篇大講“湯武革命”，與《史記·儒林列傳》載漢景帝后“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之說不符。懷疑“即轅固生與黃生爭論語，后人誤采入《繁露》”。其實，《史記》所言乃景帝時事，仲舒著書乃武帝時；景帝時黃老思想居于統治地位，故無敢言“革命”者；武帝之時，儒學獨尊，湯武乃圣人，其“革命”思想正是齊學的特色，董子何得不言？退一步講，即或此篇為“轅固與黃生”之論，時代更比董仲舒早，益見《孝經》傳世之早。
《春秋繁露》另一處明引《孝經》是《五行對》中答河間獻王問：
河間獻王問溫城董君曰：《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何謂也？對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為冬，金為秋，土為季夏，火為夏，木為春；春主生，夏主長，季夏主養，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長之；父之所長，其子養之；父之所養，其子成之。諸父所為，其子皆奉承而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盡為人之道也。故五行者，五行也。由此觀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經也。’此之謂也。王曰：善哉！天經既聞得之矣，愿聞地之義。?對曰：地出云為雨，起氣為風。風雨者，地之所為。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從天氣者，故曰天風天雨也。其曰地風地雨也，勤勞在地。名一歸于天，非至有義，其孰能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可謂大忠矣。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貴于土。土之于四時無所命者，不與火分功名。木名春，火名夏，金名秋，水名冬。忠臣之義，孝子之行，取之土。上者五行，最貴者也。其義不可以加矣。五聲莫貴于宮，五味莫美于甘，五色莫貴于黃，此謂‘孝者地之義’也。王曰：善哉！[8]87
河間獻王所問《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見于《孝經·三才章》。獻王問“孝”是“天經地義”的依據是什么？董仲舒運用“五行”相生理論予以解答。“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也”，五行是順相生、間相克，生者為父，被生者為子。猶之四時，木為春，火為夏，土為季夏，金為秋，水為冬。凡五行五德之運，被生者都要順應生者而成就之，就像春夏秋冬四時必然按順序運行一樣，兒子也必須聽從父親的，完成父親的事業和遺志，這是天道五行已經規定好了的，這就是“夫孝天之經也”。那么，為什么又說“孝”是“地之義”呢？董子從天地（陰陽）尊卑的理論出發，以為陽尊陰卑，天尊地卑；天施地成，猶父令子行；以下事上，猶大地事天，有勞歸地，有功歸天，這是“忠臣之義、孝子之行”，所以說孝是“地之義”。如果說，《孝經》的“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還只是一個簡單的命題的話，董仲舒在此就對這一命題進行了理論性的論證，使這一命題具有了時代特征，也具有了哲學意味。
以上兩篇，原文明明從引用“《孝經》曰”提起，根本不是蔣先生所說“但董仲舒亦未嘗明言‘孝為天經地義’之言見于《孝經》也”，這種罔顧事實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其次，不僅《春秋繁露》中有董仲舒兩次明引《孝經》的例證，他還在其他篇章中多次暗引《孝經》，雖然未明確提及《孝經》篇名，但其文句卻完全（或基本）是《孝經》的，至于其內容則肯定是《孝經》的思想或對《孝經》的發揮。
如《春秋繁露·為人者天》：“故曰：‘非道不行，非法不言。’”[8]88蘇輿注：“語見《孝經》。”按即《卿大夫章》語，原文作“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文字全同，唯順序有異。
同篇又有：“傳曰：‘政有三端：父子不親，則致其愛慈；大臣不和，則敬順其禮；百姓不安，則力其孝弟。孝弟者，所以安百姓也；……故曰：‘先之以博愛，教以仁也。’”[8]88《孝經·三才章》有“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董子所引雖然只有“先之以博愛”半句，但此節專講“孝悌”教化，自然所引非《孝經》莫屬矣。
同篇又有：“難得者，君子不貴，教以義也。‘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也’。”[8]88蘇輿注：“《孝經》：‘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按即《感應章》文。
同篇又有：“傳曰：‘天生之，地載之，圣人教之。’……故君民者，貴孝弟而好禮義，重仁亷而輕財利，躬親職此于上，而萬民聽生善于下矣。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此之謂也。”[8]89蘇輿注：“語見《孝經》。”按即《三才章》文。
同篇又有：“故曰：‘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此之謂也。”[8]88蘇輿注：“二句見《孝經》。”按即《圣治章》文。此節諸本在《五行對》篇末，茲從張惠言、蘇輿所校移于此篇。“行意可樂，容止可觀”是對《孝經》“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原文的縮略。
又第六十八篇《四祭》：“嘗者……蒸者……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孝子、孝婦，緣天之時，因地之利。”[8]127云云。按，“天之經，地之義”已見前，即《三才章》文。“緣天之時，因地之利”，用《庶人章》文：“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至于第十九篇《立元神》[8]43-44論三本，雖然沒有引用《孝經》語言，卻是地道的“孝道”闡釋，即使視為《孝經傳》也不過分：
何謂本？曰：天、地、人，萬物之本也。天生之，地養之，人成之。天生之以孝悌，地養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禮樂。三者相為手足，合以成體，不可一無也。
無孝悌，則亡其所以生；無衣食，則亡其所以養；無禮樂，則亡其所以成也。三者皆亡，則民如麋鹿，各從其欲，家自為俗，父不能使子，君不能使臣，雖有城郭，名曰虛邑。如此者，其君枕塊而僵，莫之危而自危，莫之喪而自亡，是謂自然之罰。自然之罰至，裹襲石室，分障險阻，猶不能逃之也。
明主賢君，必于其信，是故肅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禰，舉顯孝悌，表異孝行，所以奉天本也；秉耒躬耕，采桑親蠶，墾草殖谷，開辟以足衣食，所以奉地本也；立辟雍庠序，修孝悌敬讓，明以教化，感以禮樂，所以奉人本也。三者皆奉，則民如子弟，不敢自專；邦如父母，不待恩而愛，不須嚴而使。雖野居露宿，厚于宮室。如是者，其君安枕而臥，莫之助而自強，莫之綏而自安，是謂自然之賞。自然之賞至，雖退讓委國而去，百姓襁負其子，隨而君之，君亦不得離也。
故以德為國者，甘于飴蜜，固于膠漆。是以圣賢勉而崇本，而不敢失也。
這里，董子將“孝悌”視為“天之所生”，實即《孝經》“夫孝天之經”之義；將“孝悌”與“衣食”“禮樂”同列“萬物之本”，“孝悌”是人倫的，是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衣食”是物質的，是人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禮樂”是制度的，是維系人類社會正常運轉的法律保證。董子認為“三者相為手足”“不可一無”。以為：“三者皆亡，民如麋鹿。”“三者皆奉，民如子弟。”他主張教導人民要明此三事，舉孝悌以“奉天本”，勤勞作以“奉地本”，明教化以“奉人本”。這與《孝經》“夫孝，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夫孝，德之本，教之所由生”“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具有異曲同工之妙。
除了在《春秋繁露》引用《孝經》，董仲舒還在元光元年（前134）的對策中引用《孝經》原句：“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漢書》卷五六《董仲舒傳》）
綜上所述，董子既在《春秋繁露》中兩次明舉《孝經》文句，又多次暗引《孝經》思想，還處處對“孝悌”思想進行闡釋和提倡。可見他不僅對“孝道”作了哲學的闡明，而且對“孝道”的可行性、可能性和必要性進行了創造性的發揮，是“孝”學理論的具體應用者和提倡者。特別是他在對策中明確說“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其非明于《孝經》不能至此精熟也。如果說陸賈是漢代引述《孝經》第一人的話，董仲舒就是漢代對《孝經》重要概念進行“現代解釋”的第一人；如果說陸賈對《孝經》尚是“暗中引用、明加闡發”的話，那么董仲舒則是在自己著作中明確稱舉《孝經》之名，并且用“陰陽五行”哲學將“孝道”推尊為“天經地義”的德行。
可見，《孝經》一書必然早于仲舒產生，故仲舒才會將其奉若神明，詳加闡釋。因此，說《孝經》系齊魯間陋儒所作，成于西漢后期，是非常不可靠的。清儒丁晏《孝經征文》廣泛采集《呂氏春秋》、陸賈《新語》、董仲舒《繁露》、司馬遷《史記》等先秦、兩漢文獻之引用《孝經》的資料，來證明《孝經》早出，其做法是可取的，其結論也是可信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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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舒大剛，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兼古籍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孔子學會副會長。主要從事歷史文獻、儒學文獻、巴蜀文獻研究，擔任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儒藏》首席專家兼主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巴蜀全書》首席專家兼總編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