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結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機制和內在原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必然要求進一步與文明或文化更深入地結合。如果說“第一個結合”中的文化或文明還是自在契合的對象，那么“第二個結合”中的文化或文明已經是自覺契合的內容。“第二個結合”讓馬克思主義在具有中國形式、中國形態之后，還具有了中國文化生命。“第二個結合”蘊含著一種新的文明觀和大歷史觀，確立了揚棄西方文明的、更加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文明觀，確立了能夠古今貫通、源流互質的歷史認識論。“第二個結合”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全面樹立起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三重文化主體性。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第二個結合”的目標和宗旨，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揚棄西方現代文明形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將是一種堅持和發展了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現代文明。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系統全面深入地闡述了“第二個結合”的重大意義，這些重要論述充滿理論的深度和學術的厚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中華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我們必須深刻理解“第二個結合”的首創性意義，充分把握“第二個結合”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內在原理和根本標志的重要意義，將“第二個結合”真正當作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根本遵循。
一、“第二個結合”是習近平總書記的首創性論述
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清晰地區分了“第一個結合”與“第二個結合”，并對“第二個結合”進行重點闡述，深刻凸顯了“第二個結合”的首創性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概括了“第二個結合”達到的一系列“新高度”，“第二個結合”達到的“新高度”就是新時代達到的“新高度”，這個新高度是新時代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是新時代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形成的新認識，是新時代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達到的新高度，是新時代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文化創新的新自覺。因此，“第二個結合”是新時代的產物，“第二個結合”深刻體現了新時代自信自強的時代風貌。
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第二個結合”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根本性標志。正如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一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也正是在“第一個結合”基礎上實現的“第二個結合”的科學產物。習近平總書記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二十大”專題研討班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飛躍。”這已經充分說明，“兩個結合”是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途徑，或者說，“第一個結合”基礎上的“第二個結合”是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根本途徑，也可以說“第二個結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內在機理，同時也可以認為“第二個結合”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原理。
“第一個結合”當然也是形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但如果沒有“第二個結合”就不會有習近平總書記的理論創新。如何理解“兩個結合”之間的關系，是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如何實現理論創新的關鍵。
二、“兩個結合”之間的關系與“第二個結合”的時代內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的社會主義為什么不一樣？為什么能夠生機勃勃充滿活力？關鍵就在于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的關鍵就在于兩個結合。”這深刻闡明了中國具體實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賦予了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以中國特色。中國具體實際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需要適應的國情條件，國情是客觀現實，理論要想發揮作用就必須面對客觀現實。但理論若要真正理解現實、真正把握實際，就必須理解現實的來歷，把握實際的根源。因此，對國情的認識，離不開對陶冶實際和塑造現實的文化乃至文明的認識和把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文化或文明是更深刻最深厚的實際，實際則是文化或文明最直接的表現和更現實的結果。中華文明為中國具體實際提供了歷史根據和文化內涵。與具體實際相結合，必然要求進一步與文明或文化更深入地結合。相應地，與文化或文明相結合，也必然意味著與文化或文明的表現和結果相結合。這說明，在“第二個結合”中必然包含著對“第一個結合”的要求。如果說“第一個結合”中的實際是“自在”的實際，那么“第二個結合”里的文化或文明則是對實際的“自覺”。如果說“第一個結合”中的文化或文明還是自在契合的對象，那么“第二個結合”中的文化或文明已經是自覺契合的內容。堅持“第二個結合”必然意味著堅持了“第一個結合”，但只提堅持“第一個結合”，并不意味著對“第二個結合”的堅持。從“第一個結合”到“第二個結合”的提法的變化，是對實際的認識和把握從自在走向自覺的進步。因此，“第一個結合”與“第二個結合”不是領域之間的并列或疊加的關系，而是在同一領域中進行著的加上后的升華，是綜合創新，是辯證創造。
從“兩個結合”提出的不同時代背景和問題意識中，我們也可以深入理解“兩個結合”之間的關系。“第一個結合”的核心關切是解決馬克思主義如何適應中國國情，如何避免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認識，如何從中國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地解決中國的問題。“第二個結合”的核心關切則是如何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創新中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再創造，如何真正實現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時代風貌。
“兩個結合”的總體目標和總體事業指向的都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第一個結合”完成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任務，“第二個結合”則更進一步，把實現文明的全面復興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標志。兩個結合之間是完成時代任務的遞進關系，前者為后者創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礎，后者則是對共同目標的充分實現和進一步完成。“兩個結合”是同一個完整事業不斷深入的兩個階段。
“第一個結合”里也涉及到與歷史文化相結合的內容，但這些內容更多地著眼于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更多地具有資治通鑒的意義，側重于歷史文化對于理解和認識國情的意義，同時也更側重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批判性傳統。“第二個結合”里的歷史和文化，則具有一種宏闊的文明意識和深遠的歷史意識，更加側重于文明的總體性意義，更加側重于文明所陶冶的“國性”的含義。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就是文明所陶冶的“國性”的具體內涵。“第二個結合”意味著在“第一個結合”的實事求是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進一步提煉創造出了新文明觀和大歷史觀。
三、“第二個結合”創造了新時代的偉大文明成果
習近平總書記說：“‘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習近平總書記的重大論斷指示我們，“第二個結合”實現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飛躍、開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境界，就是讓馬克思主義在具有中國形式、中國形態之后，還具有了中國文化生命。“第二個結合”創造的時代成果之一，就是創立了具有中國文化生命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具有中國文化生命的當代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
中國共產黨人信仰踐行馬克思主義與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內在一致、不相矛盾的。
馬克思主義讓中華文明別開生面，實現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跨越，發展出了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第二個結合”創造的時代成果之一，就是讓中華文明成為現代的，發展出了中華文明現代形態，創造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經由“第二個結合”，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化生命體，為更好地建設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性支撐。
“第二個結合”創造了新時代理論創新、實踐創新這兩個偉大的文明成果。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作為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華，就是推動建設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指導思想，就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行動指南，就是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理論來源。如果說“第二個結合”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形成的根本途徑，那么“第二個結合”也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發展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根本途徑。
這兩個偉大文明成果都經由“第二個結合”創造出來，“第二個結合”的歷史地位是由這兩個成果所賦予的。“第二個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和中華文明相互成就，創造出的兩大成果共同構成了指引中國未來道路、理論、制度創新的根本遵循。
四、深刻領會“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意義：新文明觀與大歷史觀筑牢了道路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說：“‘結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第二個結合”通過打通中華文明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間的連續性，讓中華文明道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一氣貫通，成為同一條中國道路。一方面，中華文明道路經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連續發展、延綿不斷，另一方面，中華文明道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奠定了更加深遠宏闊的道路根基。中華文明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賦予了文明的底氣和歷史的前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讓中華文明煥發蓬勃生機，更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歷史的發展。中華文明賦予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文明的榮耀和歷史的自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則為中華文明開辟了現代化的坦途。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說：“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的現代化道路，因此具有了中華文明史的宏闊意義，同時也具有了基于古老文明創造新的現代文明的深遠意義：“中國式現代化是賡續古老文明的現代化，而不是消滅古老文明的現代化；是從中華大地長出來的現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國家的現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結果，不是文明斷裂的產物。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的舊邦新命，必將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
“第二個結合”蘊含著一種新的文明觀和一種大歷史觀，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意義，就在于確立了揚棄西方文明的、更加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文明觀，樹立了能夠古今貫通、源流互質的歷史認識論，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具有了宏闊的文明視野和深遠的歷史眼光。正是經由這種新的文明觀和歷史認識論，“第二個結合”成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根本途徑，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賦予了深刻的文明意義和歷史底蘊。
“第二個結合”蘊含的新文明觀是通過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化生命體”概念來界定的。“‘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讓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成為現代的，讓經由‘結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新的文化生命體”就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中華文明現代形態，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文化生命體”概念正是對文明的新定義。把“文明”定義為“文化生命體”，解決了長期以來學術界和理論界在文明和文化認識上的誤區。關于“文明”的認識，我們實際上是基于“civilization”這個英文詞的漢譯來理解的，也就是說想當然地把“文明”兩個漢字的意義直接等同于“civilization”的含義。但實際上，由漢字“文明”所表達的文明觀與根據“civilization”而來的文明觀，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
據布羅代爾的研究，“civilization”１８世紀最先開始在法國流行，一般指與野蠻（savage）狀態相對立的開化狀態。在拉丁語中，civitas是公民權、公民身份的意思，civilitas則是公民教養的意思。在古希臘羅馬，公民權是自由人區別奴隸和外邦人的權力。因此，可以說它所對應的教養或文化、文明，本身就具有一種用以區別他者的意識和意義。因此，civilization這個詞始終帶有它的拉丁詞根civitas所具有的區別他者的身份意識，正是這種意識讓civilization始終具有一種以特殊化自身的方式將自己與他者區別開來并劃分等級的意圖，civilization就意味著文明與野蠻的對立，意味著一種文明化的歷史進化論進程。根據這套文明等級論述，將地理大發現之后所認識到的全世界人群分成了savage（野蠻的）、barbarian（蒙昧的）、half.civilized（半開化的）、civilized（文明的）、enlightened（明達的或啟蒙的）五種，另外還有三個等級（野蠻、蒙昧、文明）和四個等級（野蠻、蒙昧、半開化、文明）的區分，這樣一套文明等級論述就成為歐洲國家認識世界的基礎性框架。無疑，在這個等級論述當中，文明就等于歐洲文明。而基督教則是最高文明的代表。文明等級論在19世紀與進步史觀進行了深入的結合，黑格爾的世界史哲學就是文明等級論與進步史觀結合的典范。與這套文明等級相應的是國際法中不同的權利，只有文明國家才具有國家主權，不同文明等級對應著高低不同的國際權利，野蠻人的土地屬于等待開發的無主荒地。在這個文明等級當中，中國被放置在半蒙昧、半文明的位置，是不擁有完全主權的狀態。這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文明論。因此，“現代文明”就是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單數文明否定所有古老文明所呈現出來的“文明”。
“文明”兩個漢字合成一個詞，最早見于《周易》乾卦文言：“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見龍在田”是乾卦九二爻辭。孔穎達對文言的解釋是：“陽氣在田，始生萬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根據馮時的研究，商周古文字的“文”，是一個人正面站立而明見其心的形狀，“所以‘文’的原始內涵實相對于‘質’，如果說‘質’的思想乃在表現人天生所具有的動物的本能，那么‘文’顯然已是經德養之后所表現的文雅，這種通過內心修養所獲得的文雅自然是對初民本能之質的修飾，這種修養的文雅由內而外，以德容的形式彰顯出來，這便是古人所稱的‘文明’的本義。”我們可以進一步引申馮時的說法，“文”即是“德”，而“文明”就是把人的內在之德表現出來、彰顯出來，所以“文明”有時也稱為“文章”。就“文明”作為人的內在之德來說，“文明”也可以稱為“人文”，文明、人文也就是文德。不過，作為人之德的文德又是從哪里來的呢？又是一種什么樣的品質呢？它是從天德而來的，是對天德的效法。馮時認為，古人從觀象授時的活動中認識到“時間為信”的意義，從而以信為天德，亦即《禮記·樂記》所說的“天則不言而信”，郭店楚竹書《忠信之道》所說的“至信如時，畢至而不結”。《尚書·舜典》中說舜是“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所謂“允塞”就是“信實”的意思。“文明”就是人對信實、誠信之德的發揚。“人文”效法“天文”，“人德”得自“天德”。“文明”是人文效法天文的結果，是人依循天德而實現的人德。如果說“文”是貫通天人的“德”，那么“明”就是人發明彰顯這種德的努力。所以“文明”亦即“文章”。因此，“文明”這兩個漢字，就是在天人互動中人將自身內部所具有的天地之德開顯出來的方式，文而明之、文而章之，文明不是人與天地對立的產物，文明更不是人與人區隔的產物，而是天地借以開顯自身的方式及其進程，天地人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共同體。歷史就是這一生命共同體開顯實踐的文明進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提出“文化生命體”這一嶄新的概念來定義“文明”。文化生命體就是從天地人構成的生命共同體的意義上來把握文明的開顯進程。在這一意義上，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和中華民族的古老文明，都是中華文明這個文化生命體開顯天地之德的不同歷史進程的連續階段而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中華民族古老文明的連續生長，也是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無論是古老文明還是現代文明，中華民族的“文明”價值觀都一以貫之。
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意味著不同的文明不過是不同的文化生命體，文明的差異只是文化生命體開顯天地之德的不同方式而已。天地人構成的生命共同體，是任何文明成立的基本條件。即使對于那些不從文化生命體角度理解文明的“civilization”而言，其實質也都是天地人共同構成的文化生命體而已。
因此，盡管文明是多樣的、復數的，但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文明可以在天地人共同體的意義上實現相互理解、交流互鑒。盡管不同文明之間不可能發生生命體的相互置換，更不能彼此替代，但多樣的文明之間可以在交流互鑒、相互理解中形成一種符合人類文明發展規律的大文明，一種由全人類共享的文明，一種在不否定、不破壞多樣文明的前提下形成的人類新文明。這種更大規模、更大格局的人類新文明，可以從中華文明的文明觀中創造出來。這種基于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觀，從根本上解決了“普世主義”的迷思。在文化生命體之外存在的單數文明，只能從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文明之間交往互動而創生，只能在多樣文明的基礎上開辟，沒有一種取消和否定多樣文明的單一文明，那種宣稱“普世主義”的單一文明，是人造的抽象物，是一種幻覺的未來，并非是文化生命體具體而現實的創造。
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從根本上解決了現代史上的反傳統與“第二個結合”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肯定之間存在的表面上的沖突和矛盾，可以從根本上疏通不同時期對待傳統文化的矛盾態度，可以從根本上理順并超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之間的對立關系。
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可以建立起一種看待傳統的內在視野。所謂內在視野，就是立足于文化生命體自身，從生命體自身的自我更化和新陳代謝的角度來理解“批判”和“否定”，把“批判”和“否定”作為生命體自我革命的環節。在生命體自我革命的意義上，批判和否定恰恰是生命體內在生命力的展現。因此，批判和否定就是為了生命體更好成長而進行的內在更生的環節。批判和否定，不過是文化生命體自身去粗取精、取精用弘的生命過程。今天的肯定和弘揚，是反題之后的合題，是對文化生命體內在生命力的調適理順和正向激活，將生命體內部的張力轉化為促進生命體生長的更為強大的動力。
用文化生命體定義“文明”所確立起來的內在視野，解決了一個困擾古老文明現代化的吊詭性處境，一個由資本主義擴張帶來的現代化為古老文明設置的吊詭性處境：要么現代化而從文明傳統中連根拔起，要么固守文明傳統而被時代拋棄。文明傳統成為與現代化的對立物，現代化讓人淪落為從文明土壤中拔根的孤絕個體。
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就為“批判”確立起了內在的約束性視野，以此深刻自覺到批判就是自我批判，革命就是生命體的自我革命的道理。基于別的文化生命體而來的批判，不可避免外部反思的立場，不可避免外部批判帶來的絕對否定，基于外部立場和視野的批判，不是文明成長的環節，恰恰是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外部否定。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理性自覺。
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讓我們可以在內在反思和內在批判的意義上，將批判和反思理解為激活文明生命力的必要環節，理解為文明成長的必要條件，理解為文明自覺的必要內容。因此，批判和肯定是同一個生命體經歷的不同階段和成長的不同環節而已，都是為暢達文明的生機，煥發文化生命體的活力而采取的主動作為，都是文化生命體的文化主體性的表現。
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文化就不只是文明里的一個領域，而是文明的生命力本身。因此，關于文化的精華與糟粕的辨別，是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自身完成的辯證綜合的過程，去粗取精、取精用弘是文化生命體適應環境必然發生的過程，也只有從文化生命體的生命進程的整體來理解文明，我們才不會對傳統采取輕慢而虛無的態度，才不會把當身所遭遇的挫折和困境都一切諉卸于古人，也不會僅僅從當下的功利需要出發從傳統中隨意去取、為我所用。我們只有從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文明整體意義來對待傳統和現代的內在關聯和連續發展，看待作為文化生命體的文明的有機生長過程，才能真正領會“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意義。
“第二個結合”通過基于中華文明的新文明觀，為文明自覺奠定了文明觀的基礎，同時也為文化自信樹立了文明自覺的基礎。
用文化生命體來定義文明，自然蘊含著一種深刻的歷史觀，一種接續奮斗的歷史觀，這也是“第二個結合”的深刻內涵之一。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是一個接續奮斗的歷史過程，是一項救國、興國、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完整事業。”根據這種歷史觀，歷史是在完成不同階段任務的前提下連續發展的，歷史也在總結經驗中不斷奠定邁向未來的基礎。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歷史階段之間，不能相互否定，不同歷史階段都統一在民族復興的完整事業當中，統一在歷代中國共產黨人接續奮斗的歷史過程當中。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
根據這樣一種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歷史上發生的曲折和頓挫都是朝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道路上必不可少的探索代價，也是最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可資借鑒的寶貴資源。根據這樣一種接續奮斗的歷史觀，不僅革命、建設、改革是連續發展、接續奮斗的歷史進程，新中國史、中國近代史、中華民族發展史與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史，都是連續發展、接續奮斗的歷史進程，都是統一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總體事業上的不同歷史階段而已。這種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正是新時代對中華文明通史精神的再次激活，也是中華文明通史精神的深刻體現。所謂通史精神，就是歷史主動性精神。歷史主動性精神，就是窮變通久、承敝通變的精神，就是在危機中創新機、在變局中開新局的精神。中國共產黨接續奮斗的歷史進程正是積極發揮通史精神，將中華文明的歷史不斷接續通達下去的歷史進程。這種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重建了關于中國文明和歷史的敘述，重建了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文明史的內在關聯。這種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確立起一種正確的歷史認識論，亦即，后代不是通過否定和批判前代來確立自我意識的，后代是在前代奠定的前提和基礎之上的繼承和發展。每代都是在完成自身時代任務的前提下成為大歷史不可或缺的環節。
“第二個結合”以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建立了正確的歷史認識論，為歷史自信奠定了歷史觀的基礎，從根本上解決了歷史虛無主義問題。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反對西方“普世價值”，需要我們重建歷史自信，重建文化自信，重塑價值自信。為此，我們迫切需要從歷史實踐中形成高度自覺的理論認識，需要從歷史實踐的價值基礎和群眾基礎中發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需要我們不僅從具體實際出發，更要從中華文明的歷史文化實際出發，樹立文化自信和歷史自信。在“第一個結合”的基礎上提出“第二個結合”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來徹底解決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時代課題。提出“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意義，就在于通過文明觀和歷史觀的重建，奠定了解決“普世主義”和歷史虛無主義的認識論前提。
“第二個結合”中蘊含著接續奮斗的大歷史觀和文化生命體的文明觀，是對歷史虛無主義和所謂“普世價值”的西方現代文明觀的揚棄。“第二個結合”深刻體現了新時代的自信自強、守正創新的時代風貌。
五、深刻領會“第二個結合”的偉大意義：在“又一次思想解放中”全面樹立文化主體性
習近平總書記說：“更重要的是，‘第二個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第二個結合”作為“又一次思想解放”，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寶貴資源的思想解放，讓我們可以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庫中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的資源。“又一次思想解放”更是對過去將傳統和現代對立的形而上學觀點的解放，只有如此才能夠真正解放思想，將傳統文化看成是寶庫而非包袱，才能從傳統文化的寶庫中根據時代尋求未來創新的資源。經過“又一次思想解放”，傳統與現代才能真正建立起連續發展的關系，古老文明和現代化才能真正是連續發展的文明進程。經過“又一次思想解放”，現代文明不再是對古老文明的否定和消滅，而是古老文明的賡續發展，是古老文明自我更新的結果。“又一次思想解放”昭示我們，不能“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缽效貧兒”。
更為重要的是，“又一次思想解放”更是對文化主體性的全面解放。文化主體性既是文化生命體自我意識的覺醒、文化生命體成就自身的前提；又是文化生命體自我意識覺醒的結果，是文化生命體更具主動性地繼續成長壯大的動力。對文化主體性的重視，是“第二個結合”的核心關切和重大意義所在。
在“第二個結合”中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深刻體現了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中華文明的主體性來自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五千多年連續不斷的文明歷史，中華文明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創造和歷史進步的生命力，中華民族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的團結集中的統一性追求，中華文化包容和平的精神追求和開放胸懷。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最為深刻地表現為五千多年文明道路的連續性，體現為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自我決定權。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深刻體現為對中華文明道路連續性的自覺追求，對中國道路的自我決定。
在“第二個結合”中徹底實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精神支撐，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文化主體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決定了中華民族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進取精神，決定了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中國共產黨在“結合”中徹底實現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形成，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在“結合”中形成了新文化，開啟了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偉大征程。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的提出，也指向了對中華文明的文化主體性的實現和承擔。
“第二個結合”賦予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主體性。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結合’筑牢了道路根基，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有了更加宏闊深遠的歷史縱深，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文化根基。”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在“結合”中賦予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主體性。作為“第二個結合”科學產物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為有力地體現了這一文化主體性。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是對歷史自信、文化自信的全面深刻的展現，是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最新成就。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得到了充分實現。
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就是在解決古今中西問題中堅持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在建設新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中堅持文化領導權。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來自對道路根基的文化自信，來自引領時代的文化自信，來自創造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高度自覺，來自開辟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高度自覺，來自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使命擔當。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根基和依托。
在“第二個結合”中，中國共產黨充分樹立了自身的文化主體性，并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文化領導權的根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最為有力地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文化主體性，經由“第二個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現了中華文明、中華民族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主體性的有機統一。
習近平總書記說：“經過長期努力，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有條件破解‘古今中西之爭’，也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所謂“古今中西之爭”，就是近代以來的中國道路之爭。“古今中西之爭”的問題，是古代中國如何走出自己的現代的問題，是用古今之別取代中西之別，還是用中西之爭取代古今之別，歸根到底在于，是照搬西方、還是實現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問題。將中西之別簡單化為古今之間的差別，意味著古代中國必然走向西方代表的現代，這是把西方的現代看成是普遍進化的未來，是把照搬西方看成是普遍規律的進化結果。將古今之別簡單化為中西之間的對立，意味著古老中國是停滯而沒有創新變化的中國，是缺乏創造未來能力的中國。這兩條道路當然都未能解決“古今中西之爭”，都不是解決“中國向何處去”的答案。
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根本條件在于是否能夠真正確立起文化主體性，“古今中西之爭”歸根到底爭的是文化主體性、爭的是文化領導權。“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歸根結底是中國能否走出自己道路的問題。照搬西方的結果，就是掉進西方為我們設置的吊詭陷阱當中：是要消滅自我的現代，還是要堅持沒有未來的自我？只有從我們自己的文明根基中，找到文化創造的主體性，才能真正創造出屬于我們自己的現代。因此，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關鍵，解決中國道路問題的關鍵，是走出中國自己的道路，樹立起以中華文明、中華民族為根基的文化主體性。文化主體性是創造中國道路的前提，也是中國道路成功的結果。
“第二個結合”從根本上解決了當代中國的文化主體性問題，從而創造了解決“古今中西之爭”的根本條件。對“古今中西之爭”的破解，歸根結底是對中國現代道路問題的根本解決。破解“古今中西之爭”的結果，就是從古老文明的自我更化中創造出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創造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開辟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創造出熔鑄古今中西的新文化。
六、在“第二個結合”的指引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
習近平總書記說：“‘第二個結合’，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是對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們黨對中國道路、理論、制度的認識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的歷史自信、文化自信達到了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的自覺性達到了新高度。”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第二個結合”的目標和宗旨。中國現代道路的方向，就是建設中華民族的現代文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重大成果，也是遵循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現代發展。
在“第二個結合”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表明我們黨對道路、理論、制度的自信達到了文明自覺的高度，是我們黨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動文化創新達到高度自覺的表現。
在“第二個結合”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創造中華文明現代形態，開辟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態，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作為中華文明現代形態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定是符合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現代中華文明。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文化形態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定是具有中華文明底蘊和根基的現代文化，也必定是具有現代化力量的中華文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必定是將中華文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氣貫通、與時俱進的新文化。
在“第二個結合”的指引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建設一種基于中華文明根基的現代文明。這表明，現代文明不再是否定古老文明、與古老文明斷裂的現代文明，而是從古老文明中連續生長出來的現代文明。建設一種遵循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中華現代文明，這表明中華現代文明也是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產物；建設一種中華文明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氣貫通的新文明，這表明社會主義不僅僅是批判資本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更是一種與古老文明結合的社會主義文明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就是這樣一種社會主義文明形態的文化典范。
在“第二個結合”指引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就是要在結合中華文明突出特性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第二個結合”結合的是中華文明突出的特性，結合的是由中華文明突出特性所構成的中華文明發展規律。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構成了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內涵，是中華文明發展必須遵循的規律性內涵。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也必須遵循中華文明發展規律，必須堅持和發展中華文明連續、創新、統一、包容、和平的突出特性。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定是發揚中華文明突出特性并賦予這些特性以現代形態的文明。
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揚棄西方現代文明形態的人類文明新形態，不僅是一種社會主義新文明，同時也是一種堅持和發展了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現代文明。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歷史形成，表明了一種天下文明的大格局，一種立足世界本身、超越自我中心的文明格局，一種萬物并育而不害、道并行而不悖、萬物各得其所、不齊而齊的大文明，一種在具體文明之間經由交流交往交融而形成的、更加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新形態文明。
【作者簡介】
張志強，1969年10月2日出生于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副院長。系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獲得“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2018.3-2019.3年任甘肅省武威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長（掛職）。兼任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委員會委員，中華孔子學會常務理事，全國古典學研究會常務理事。研究領域為中國佛教、明清至近代學術思想史，研究專長為近代佛學，清代至近代的經史學，陽明學，晚明以來的三教關系等。共出版專著兩部，譯著三部，主編輯刊一部，發表論文50余篇，譯文多篇。
